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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其发起人有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周作人等12人。其创作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他们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其创作大多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小说”。写法上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在文学研究会中，人道主义精神是怎么体现的呢？
       一、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人的文学”。
       面对汹涌澎湃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人物周作人，将“人道主义”这种现代性观念与“文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由此诞生。他在《人的文学》中写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非人的文学。”他把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核心主题，主张作家要观察、分析、研究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生活。他鲜明地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其所提倡的“人的文学”也是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并且还提倡“平民文学”，主张作家应该关注和研究平民的思想和生活，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思想。
       由“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周作人把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方案从纲领性的、空泛的层面推进到具体的、可实施的层面。其人道主义包含了个人主义和人间关怀两方面的内容。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主张被提出，为作家的创作开辟了一个通向“人”的世界的路径。
       二、对具社会批判意识的现实揭露。
       在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文学的思想背景下，文学研究会诸成员大都抱有“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态度，他们正视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将不人道的、压抑人性的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和批判对象。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茅盾说：“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主张文学家要“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即文学家的人道关怀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郑振铎更是直接呼唤“血的文学，泪的文学”。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怀着对人间苦难的同情，广泛揭露了现实的丑恶，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叶绍钧、王统照、王鲁彦、许地山和冰心等人的作品，以冷静地观察事实，真实地描写现实和积极探求“什么是人生”的生活理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揭露封建势力对于个性的压抑和催残，抒发在时代激变中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愤懑。如叶绍钧《倪焕之》和王统照的《沉思》等小说中，着力揭露和讽刺社会的黑暗和“灰色”人生；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反映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愤慨，表现当时部分青年软弱、屈服的一面；另外还有朱自清，向来为人们所称誉的他的清新雅致的散文，其中思想性较强的是直面现实人生的一类作品，如《执政府大屠杀记》，真实地记录了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群众的血腥罪行，为“三·一八”惨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三、关于“人的解放”。
       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由于“为人生”的共同信念，面对中国人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苦难，除了进行社会批判外，还对“将来如何”，即“人的解放”出路何在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答案。这是文学研究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的又一形态特征。
       例如，冰心把她的理想寄托在母爱、童真、自然这三大观念中，尤其希望以母爱来温暖冰冷的社会，沟通人们的情感，从共同一致的友爱中来解脱人生的痛苦。如她所写的《超人》、散文《寄小读者》等。另外，叶绍钧和王统照都力图以“美”和“爱”来点缀人生，慰藉人生。如短篇小说《母》、《萌芽》等。
       “五四”时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把“人的文学”这一“五四”时期文学的中心概念，贯彻到文学革命的斗争实践中，用以指导创作，具有向上进取的思想精神，并用其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解放封建思想的束缚，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