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社会，尤其是中后期开始，世风渐趋通脱，文学显示出更为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点。表现之一是文体的更趋细化，大量出现以戏谑为目的的“嘲”这一文体。造纸术的发明，给文人著述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使俳谐文也有迅速传播的可能。汉末，“鸿都门学”的设置给俗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也给俳谐文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但东汉流传下来的俳谐文学作品很少，且没有突出的成就，体现出文学发展与传播的不平衡。其间，制约俳谐文学发展的因素除了传统的文学观对传播的限制，战争应该也是重要的因素。在创作方面，崔骃的《博徒赋》成就较为突出。
一、东汉俳谐文学发展与传播的不平衡
所谓“俳谐文学”，“指的是内容诙谐，用以讽喻嘲谑的文学样式”。最早对俳谐文进行有系统的论述是南朝刘勰的《
文心雕龙》，他在《
文心雕龙》中专辟《谐隐》一章对俳谐文学以历史为线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俳谐文学的发展、性质、价值、得失等进行了观照。刘勰《
文心雕龙》之《谐隐篇》未有提及东汉的俳谐作品。可见，到齐梁时期为止，东汉没有很有影响的俳谐作品传世。但并不能以此断言东汉的俳谐文学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相反，却是可以由东汉以后俗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局面推想应有大量俳谐文创作，只是基于某种原因没有得到传播下去，体现出俳谐文学发展与传播的不平衡。
事实上，东汉中后期开始，文学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走向独立，显示出明显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倾向。表现之一即文体的划分越趋细化，在碑、铭、诔、箴、书、笺、檄、策、令、议、记等文体长足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嘲、连珠等文体。汉代作家著作“嘲”的很多。于迎春曰：“这种不同文化门类间的限定和节制既是写作发展的结果，同时，自觉的门类意识又是各自独立的表征和走向成熟的前提”。对于嘲戏之风盛行的描述，葛洪在《抱朴子·疾谬》称：“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辟，讪毁真正，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又说“世故继有，礼教渐颓，……不闻清谈讲道之言，直以丑言嘲弄为先。以如此者高远，不尔者騃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及妇女。往者务其必深也，报者恐其不重也。”
《后汉书·文苑列传》载有师生互嘲的事例，“边韶字少先，陈刘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边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不读书，但欲眠。孝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梦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可嘲，出何典？嘲者大惭。”师生互嘲，足可见礼教的松弛及社会的通脱。嘲戏之风的盛行还与汉末盛行的谈风相关。这种谈风先是品评人物的清谈之风，进而演变为戏谈。这些嘲戏之谈付诸于纸笔，便成了“嘲”这一文体的流行。文体的更趋细化、多样化，反映了东汉文学自觉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东汉中晚期，文人和著作增多，王充曾有“汉家集笔墨之林”的说法，而《后汉书·文苑传》所载文人也大多出现在和安之后。刘勰说“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这种文学兴盛的局面可能与纸的发明有关，纸的发明使人的著述更为便利。章学诚曰：“作书繁衍，未必尽由纸笔之易，而纸笔之故，居其强半。”俳谐文学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是理所应当的。
而汉灵帝时，鸿都门学进一步推进通俗文风的发展。在鸿都门学成立之前，待制鸿都门下诸生的创作，蔡邕在《陈政要七事表》中评之曰“连偶俗语”。这也就是说，这些诸生不避俚俗，开创了通俗的文风。对此，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也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召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东汉文风，笼罩在烦琐注经的阴影之中，而鸿都门学倡导一种通俗的文风，使汉末文风逐步摆脱经学的桎梏而渐渐具备自身的个性特点，并为建安“通脱”的文风开启先河。
二、东汉俳谐文学的创作成就
东汉的俳谐文学作品有崔骃《博徒赋》，张衡的《骷髅赋》，戴良的《失父令丁》，蔡邕的《短人赋》等。
崔骃，东汉前期著名文学家。《
后汉书》称其“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博徒赋》现仅存残篇，其文如下：
博徒见农夫戴笠执耨，以芸蓼荼。面色黧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若熊蹄。蒲望垄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颈如烧橼，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颈酸。谓子草木，肢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
文章表面上看来只是博徒对农夫的嘲戏之辞，实际上则是借博徒之口道出农民生活的劳苦与凄惨。很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语言形象生动，使“农夫”的形象第一次如此真实而又生动的出现在文学家的笔下。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篇很有开创意义的作品。农夫表面上看来是博徒嘲笑的对象，但作者的用意并非在于引发笑声，而是引起同情和思考。《博徒赋》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深刻有力。是东汉时期文学水平很高的俳谐文，尽管现存篇幅短小。东汉时期与之相类的还有张衡的《骷髅赋》。《骷髅赋》立意拟于《庄子·至乐篇》。都通过骷髅之口言人世的生不如死。“死为休息，生为逸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鸿毛？飞风擢景。秉尺持刀。”“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戢不能伤。”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曰：“庄子自言以马箠击空骷髅而问之，张遂竞使庄子自现骷髅身以说法，涉笔成趣。‘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后人不暇自哀，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行文之狡狯有焉。”全文依然是以俳谐的外壳装着严肃的内容。
东汉戴良有《失父令丁》，原是为找回走失的老父而写的告示，对人物形貌的刻画可谓穷形尽相。如“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佝偻卷如戟”，“鸱头鹄颈鬣狗啄，眼泪鼻涕相追逐”，“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苍如死灰”。钱钟书评曰“徒相拟于禽兽，了无异于辨认。施之尊亲，实为侮嫚。通篇词气嘲恢，于老人丑态，言之津津。窃疑俳谐之作，侪辈弄笔相戏。”文辞鄙俗，有“恶谑”之嫌。艺术价值虽不高，但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秩序的解体和礼教的日渐崩溃，以及文学发展不避俚俗的现实。弄笔相戏的文章能被重视，流传开来，一是因为作者人格影响，史称“戴良才既高达，而议论尚奇，多骇流俗”。二是因为当时社会著述的勃兴，物质条件的许可。
蔡邕的《短人赋》，沿袭俳谐文对人事的丑陋乖讹的嘲讽，并无多少新意。文曰：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醉则扬声，骂詈恣口。众人患忌，难与并侣。
蔡邕虽是汉末“磊落鸿儒”，但并没有处处表现出经学大师严肃面孔，而是极具才情，汉末文人的性灵化，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史称其“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文心雕龙·时序》曰“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而乐松之徒，召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东汉末年在灵帝的倡导下，这类被蔡邕称为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的俳谐类作品大量创作，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也，何况是在利禄的驱使之下。这种挣脱经学的枷锁通俗的文风开启了建安三国时期自由通脱的文风。
汉灵帝对汉末社会风气及至魏晋时期产生很大的影响，史载“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戴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执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汉末社会经学的衰颓，礼教纲常的松弛本已是无可逆转的事实。这种蔑视礼教纲常之风，在汉灵帝以帝王之尊的倡导下，先是京师转相仿效，后发展至下层社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文学的风气不能脱离世风的影响，有利于催生俳谐的土壤由此越发深厚。
总之，东汉俳谐文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在中晚期后达到一定的高峰。流传下来的虽不多，原因之一可能与东汉末年连年的战乱有关。《后汉书·儒林传》载：“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册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车，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的许多著作也“因李傕之乱，湮没无存”。
徐善思，女，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