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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文化是一对矛盾体，二者同时产生，同时存在；同时又互相影响。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在实践中的产物，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最根本的准则，离开了文化人和其它动物就没有实质性区别。本文拟从人性的角度讲文化对人的影响，战国时代的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可见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自然性，应该说无所谓善恶，但人在社会中有利和义的本能存在，于是就产生了人的恶和善。在性善、性恶的两大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展现了各异的特点，这就是文化塑造人的表现。
       一、直接影响
       文化对人的影响有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直接和间接是从其直观和表象来讲。直接影响是直观的表象对人发生影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性善恶对人外型的不同影响
       性善论主张仁义礼智，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礼。一套封建规范，为人人不平等的等级社会服务。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被神化为天子的君主、皇帝，他们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在男权制的社会中，男子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男子千方百计限制女子的方方面面，使女子屈从于男子。女子最终被男子赶到厨房和后院，不得抛头露面。这在“家国同构”的礼制社会中，每个阶级、每个角落都能见到如是。于是乎选择善论文化背景——形成了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特殊的人为的妇女人体的外在形象——三寸金莲。其反映的是男性的压迫。在封建“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夫是天，妻是地，再没有出息，没有品行，没有才能，没有志气的男子在妻子面前也如同皇帝一般。裹小脚正是这种纲常的体现，是男子束缚女子、避免女子抛头露面、迫使女子屈从男子的行动体现。还美其名曰为贞节观，一种男子不遵从女子必须遵守的贞节观。久而久之还形成了男子欣赏女子的一种病态美。使五代开始的裹小脚到了宋代成为风气，而明代则不裹小脚不配作女人。清军进入中原后，很快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也是学着汉人妇女裹小脚，尽管大清皇帝亲自下令禁止，也不能全然禁止，可见男女不平等的贞洁观和病态的审美观，在性善论的指导下成为当时合理的习俗，在此强烈风俗推动下，最终使中国女子一双天足变为病态的“三寸金莲”。
       性恶论则首先看到的是人的自私自利，这样人们有为自己的利益斗争的权力。在利益的斗争中，由于人人都是斗争的对手，于是乎都不相信人的公平性。就创造了超越人类的神，创造了神的法律，并和神定契约，进而创造了人性本恶信念的约束的一切自然法和契约法，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提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女子和男子都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相对于性善论背景下的女子，性恶论指引下的女子没有必要以男子为瞻。她们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和自由放飞的思想。因而在性恶论的平等法律面前，女子没有了裹足的肌肤之痛，没有不平等的贞节观的约束。
       （二）人性善恶对人格的影响
       人从本性上说，是社会的人，人格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可以说是人与人交往中文化差异在形成了人格。
       性善论主张仁义礼智，在此影响下是形成了内敛型人格，表现为自尊、自欺、屈从、依赖等。充分强调修养身性，特别爱面子，怕别人说不好。所以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看到的都是好的一切，都是赞扬的话，报喜不报忧。有时希望你当面提出不足的意见，都是背后做好整人的准备的自尊自欺的人格。屈从性体现一种奴性，因屈从于权力，拜倒在圣人脚下，放弃自己的民主权，一切以权力之人及圣人马首是瞻。屈从使人丢掉真理，屈从使人失去思想，人类是思想全部集中于圣人圣言之中。依赖性，因为屈从，人的思维较为集中，人们就一切都依据圣人、家族头人。
       性恶论，由于人与人之间无可信任，人人都要为自己争取利益，要想得到的东西，只有通过自己动手才能取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形成了外显型的性格。因为人性恶于是首先就把丑恶的一面暴露出来。西方的报纸都暴露病端的文章、吸毒、抢劫、杀人、爆炸等。人格就具体表现了独立、外向、平等、自由、享乐等等。因为人不信人，于是大家都处于独立的状态，西方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小孩的独立能力。人与人之间斗争，就处于一种交往状态，于是长久如此人们就形成了善于交往的外向型性格；人人平等在西方烙入各个角落，男女老少都是平等的，因而人人都有充分的自由，除了在法律范围内，才会失去自由；享乐性格可以从德国一句俗话:“出不怕穷，就怕老。”因为西方人在子女18岁后就没有义务抚养，自己所挣得的利，自己享受。而子女也没有养老的义务。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家庭处于一个相对平等、自由、民主的状态中。
       二、间接影响
       间接影响是通过某种教化后，使人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人性善恶通过影响了中介后又作用于人体，是一种选择性的影响。因为中介做出了选择。
       （一）性善恶对人的教育的影响
       性善论教育。在启蒙教育之中就贯注入了仁义礼智。从小就贯输的社教是一种不是平等的教育。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听话”、“懂规矩”。完全是一种抹杀个性的统一化的教育。难怪，有一次格兰首相夫人来中国访问会中断参观。中方安排夫人参观幼儿园，在过程中，门口两边齐刷刷地站着两队小朋友，一律昂首挺胸，站得笔直，异口同声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到教室后，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孩子们个个纹丝不动，双手放在背后，稚气的脸上表情非常严肃，首相夫人很快结束参观。原因是孩子们像木偶似的，秩序井然，失去了天真活泼、调皮捣蛋，完全像个大人。这就是社教的典范。体现了性善统一人的思想的一面。教育的方式是老师告诉学生“这应该怎么做”或“应该这样做”从而达到规范化、统一化，最终抹煞个性的木偶化。
       性恶论的教育强调平等，学生和老师是处于一个同等平台上，老师处理师生关系就得像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老师充分注重学生们的民主和自由。学生和老师上讨论式的教育，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教育模式是“不能这样做”，而是具体怎么做，则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主体意愿。这样的教育，善于使学生开动脑筋，善于使学生发现自己。
       （二）人性善恶对制度的影响
       文化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是找一些东西来约束自己，所以有了禁忌。随之发展、完善、衍化就成了制度。对社会人性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制度。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几千年来，竟为自己造出一个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大官场化社会。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人，近5000年来，竟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而言更富裕、更尊重人道的社会。
       在人性善的指导下，最高统治者是神，绝无人欲；是圣，人民是道德楷模；是英雄，人民的大救星；是哲人，智慧无边，全国人民不需要有什么思想，只需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一致就行。他无可议，在法律之上，更在舆论监督之外。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乃至在朝廷中，目光直视皇颜都是犯罪。人民只能像对自己祖先一样对皇上忠诚、跪拜。思维上要统一于皇族。皇帝就是权力的象征，法律的象征，一切事物由皇帝说了算。才会出现“指鹿为马”的经典笑话。这笑话正体现了封建的专制和对人性的压抑。人们只能在有礼的范围内表达自我意愿。超出范围人们只能违心地附和于权力从而使传统的中国人格打上了主奴意识的烙印。不会去为自己的权力、幸福去争取，只会做着一个好皇帝君临天下的美梦。这样在性善论指引下形成了大一统、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
       性恶论则因为人们在利益诱导下容易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很难造成人间的和谐。在性恶论的指引下，人性自私自利得到了自然的发展，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争斗，去寻找平衡，于是需要超越仲裁者，为了以示公正，人向神发誓，和神定合约。进一步就演化了建立法治的社会。虽然在某一个时期教皇统治了一切，但总体是沿着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的方向前进。基本上创造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更富裕、更尊重人的社会。
       人在创造文化是时候，文化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塑造人，协调、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人处在不同环境文化中，塑造出来的人也就不同。正所谓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何况生产于不同的米呢？可以说，人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相伴，文化的本质只有在与人的联系中才能得到提示。人与文化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告诉人们，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人。
       蔡世保，彝族，云南文山师专中文系教师，研究方向：民族资源开发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