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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诗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胡风、田间、彭燕郊、牛汉、鲁藜、绿原、阿垅、曾卓、杜谷、邹荻帆等。七月诗派跨越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他们奉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与时代紧密配合，表现出昂扬的战斗风格和厚重的抗争精神。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诗人充满个性的抗争精神。
       一是以讴歌抗战，抵御外侮为中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抗争。
       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1937年9月至1941年9月，以《七月》的创办和终刊为时间标志。这一阶段正是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十分猖獗，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际。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民众参加到抗战中去，尽力鼓动起中国广大民众的抗战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气节，坚定抗战精神。“好多诗人放弃了优裕的享受参加了抗战，好多诗人挣脱了温柔的羁绊，出发去工作，好多诗人绞杀了那个一直残忍地统治着他们的创作生活的，把艺术当作精神的私有财产的观念，而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这新的日子，新的事件而服役。”[1]受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几乎所有进步的文学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充满着力的表现，洋溢着对黑暗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抗争。作为当时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无疑是这抗争的强音中最为有力的音符。
       这一阶段，他们的创作以抒情诗为中心，讴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振奋民族精神，抒发在战斗生活中的感受和激情。胡风写于1937年8月的《为祖国而歌》先是描写了“在黑暗中/在重压下/在侮辱中/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是我底祖国/是我底受难的祖国！”接着表示为了祖国的明天，“在芦沟桥/在南口/在黄浦江上/在敌人底铁蹄所到的一切地方/迎着枪声、炮声、炸弹声底呼啸”，不惜用“热泪”与“活血”来尽情歌唱，因为这是“生我的/养我的”、“辗转于苦痛但依然能够给我希望给我力量的”祖国。阿垅的《纤夫》从虚实相生的角度，提炼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与抗争精神，血泊中的中华民族犹如纤夫牵引的那条“衰弱而又懒惰/沉湎而又笨重”的大木船，逆风冒雪，寸寸前行：“强进！/这前进的路，/同志们！/并不是一里一里的/也不是一步一步的/而只是一寸一寸的”，纵然有万般艰难，哪怕是“正面着逆吹的风/正面着逆流的江水”，也要排除千难万险，负重前行。纤夫那“艰辛的”、“坚定的”、“沉默的”前行脚步恰成中国人民在逆境奋起的象征。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写一位屡建奇功的游击队长死于敌人的诱杀，战友们千万声深情呼唤：“队长！/呵，回来”，沉痛地表现了将士的英勇、牺牲的壮烈和战争的残酷。鲁藜《开荒曲》写边区开荒，“让我们的锄头和你亲个嘴巴，土地！/我们是你最好的老朋友劳动者呀，别害羞。”阿垅《再生的日子》是诗人在战斗中负伤后的歌唱：“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牛汉《我的家》“只要我活着/我仍旧有力量向世界说话的，/我用我底愤怒的笔”。他们把文学作为教育大众的武器，正如吴奚如所说的“希望能够做到——通过文艺作品，号召广大的人民对侵略者难忍的愤怒，激励广大的人民到神圣的战场去”。
       二是以揭露黑暗，向往光明为中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争。
       这个阶段主要集中在从皖南事变开始，直到建国后这段时间。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这一时期国统区作家处境极为艰难，七月诗人主要在桂林、重庆的《半月文艺》、《诗创作》、《诗垦地》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多写政治抒情诗和讽刺诗，其特点在于对光明前景的执著追求与对国统区黑暗势力的尖锐揭露和抗争。
       特别是绿原，他致力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为了自由》、《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均是一时名篇。在《轭》里，他对黑暗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中国是滔滔的大海/有的人给水淹到颈子/有的人坐在他们底头上茹毛饮血呀/中国是炎炎的火山/有的人焦头烂额”。在《终点，又是一个起点》里，诗人敏锐地意识到抗战结束的终点，就是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作起点，因此，“我们的武器/不能放下，/我们底/凄凉的记忆/不能遗失！”冷静地提醒善良的人们：胜利来之不易，必须以战斗来保卫。在《复仇哲学》里，他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对那些/躺在脂肪的山峰上睡觉的野兽/进行/斗争/象我们的祖先一样：靠自己一双手/改变/世界！”诗人寓热情于冷峻，化呼号为论战，令人感到一种愤怒的颤。
       邹荻帆在《跨过·中国学生颂歌》里，“你们已经替反动派/撞响丧钟了/你们所呼唤的/已疾奔着来了/灿烂的明天”热情歌颂了青年学生们前仆后继，对国民党反动派英勇不屈的斗争。朱健的《沉默》以辩证思想预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历史转折，杜谷、鲁煤等则隐晦表达了对光明的向往。
       这一阶段，诗人作品的主要内容从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主转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作品的基调从鼓舞人们反侵略斗争的热情，转向激发人们对黑暗现实的憎恨。
       三是以展示人性，拒绝堕落为中心，对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无言抗争。
       这个阶段的抗争主要集中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诗人坚持把诗与人民结合，立足时代现实，展示了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知识分子不屈服、不妥协、不苟活的高尚和在悲怆和困厄中，人应该超越苦难，拒绝庸俗，抵抗堕落，奋然前行的精神。
       这一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和牛汉的《华南虎》。《悬崖边的树》创作于1970年，这首诗通过描写树在困难的环境中不屈的斗争为线索，表现了诗人乐观豁达的心态。“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在那个特殊年代，社会极端动乱，诗人经受着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煎熬，在孤独寂寞中仍然没有停止抗争。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悬崖边的树在不屈的抗争着，它坚韧而倔强，即使它的身体弯曲成了“风的形状”，即使它承担着孤寂和痛苦要倾跌进深谷，却仍然“要展翅飞翔”。它不妥协、不屈服，正是诗人品格与风骨的写照。[2]
       《华南虎》创作于1973年，描写了诗人在动物园里见到的一只趾爪破碎、鲜血淋漓的被囚禁的老虎。诗人以一颗敏感的心，强烈地感受到文革的悲怆和苦难，同时也感受到了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屈的灵魂和挣脱禁锢、向往自由的顽强斗争精神。诗人把这苦难和血性赋予了一个被囚禁的华南虎。在囚禁在笼中的不只是一只老虎，而且是一个不屈服、不苟活的高尚的生命，无论是“用石块砸”“厉声呵斥”，还是“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高傲的灵魂怎么会向尘俗低头？人们可以在肉体上折磨它，可以囚它驰骋四方的“健壮的腿”于斗室，可以“活活地铰掉”它充满战斗力的“趾爪”，可以用“钢锯锯掉”它坚强的“牙齿”，但是法西斯般的残忍，终究禁锢不住“不羁的灵魂”。“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暗示着它明知道无望，却仍做着不屈不挠的抗争。
       正如胡风所说的：“人民在哪里？在你的周围。诗人的前进和人民的前进是彼此相成的。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3]“七月派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对于现实主义的倡导，对生活真实和感情真挚的坚持上。他们始终如一地强调着：文学的战斗，人的战斗。”七月诗派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抗争精神，把政治和艺术、思想和感情结合起来，同时从其它诗歌流派中吸取艺术养分，为新诗的艺术探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文艺阵地》1942年第6卷第4期。)
       [2]曾卓，悬崖边的一棵树【A】。《学生现代诗歌鉴赏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641
       [3]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A］.胡风全集（第3卷）［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宋梅，女，河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