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苏轼《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后，也许有人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在赋和词中所描绘的赤壁江景截然不同？词中说赤壁的江景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而赋中则说赤壁的江景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老师们在授课时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有说季节不同江景就不同的，有说气候不同江景就不同的，也有说苏轼两次游的地点不同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都出于臆测或强解，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持谨慎态度者则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作任何解释。最近看到有一位先生著文说他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内容大致是说苏轼游的赤壁，也就是黄州的赤壁，那江段当初（现在已面目全非，看不出来了）有入口和出口两处，且入口处和出口处都较狭小，形如一个两头束口的袋子，所以入口水流急，中间水流缓。东坡写《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游的是入口处，所以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写《赤壁赋》时游的是中间处，所以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美景。虽言之凿凿，而问题是作者考察的黄州赤壁的故址早已发生了变化，作者只是根据古代文献资料和遗留的蛛丝马迹推测而来，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最令人疑惑的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赤壁江中真的能够乘“驾一叶之扁舟”自由徘徊？即使在长江的下游宽阔的江面上也不能任一条小船自由来去，何况在中游？是苏轼错了？抑或我们错了？
其实苏轼没错，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把文学创作和历史真实混为一谈。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而历史不能。我们不能以文学的形象思维去解读历史，也不能以要求历史真实去要求文学。一赋一词是文学，不是历史，也不是地理，我们不能根据文学的描写去追索其真实。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是赋在形式上注重铺陈，讲究辞藻，在内容上主要是借助描摹物象来抒情言志。也可以说“铺采摛文”是手段，而“体物写志”才是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具体手法可以灵活，甚至可以虚构。
如果说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所写的长门之景不一定是他所亲见。那么杜牧的《阿房宫赋》所写的阿房宫之景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等等就肯定不是他所亲见。因为阿房宫早已在秦末被焚毁，他又何从得见？其实作者所写之景都是想象出来的。作者之所以对阿房宫，对宫人，对饮食起居，对声色歌舞浓墨重彩地描绘，是为了说明统治者穷奢极欲必然导致亡国，并最终得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的结论。其用意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借古讽今，对统治者提出告诫：以秦为鉴，勿蹈覆辙。作者立意如此，所以将阿房宫描写得越富丽堂皇，越美轮美奂越好。至于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
即如我们熟知的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写景之文极有感染力。他写“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的阴森凄凉之景，是为了衬托“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感情；同样，写“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也只是为了表达“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喜气洋洋的感情。并以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进而引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劝戒，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最高境界来。当我们读到洞庭湖变化万端的景物描写时，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范仲淹并没有亲眼见过岳阳楼，所有这些景物描写都是从想象而来。庆历五年范仲淹被贬邓州（即今之河南南阳市辖内之邓州市）做官，庆历十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与一篇记。因邓州与岳阳远隔千里，范仲淹不能亲赴岳阳，于是滕子京便托人捎了一幅岳阳楼图给范仲淹，于是范仲淹便根据想象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既然是凭想象而作，必然与实景有异，为什么无人提出异议？其实问题很明白，就是刘勰说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岳阳楼记》不是一篇游记，而是一篇体物写志的作品，文章的目的不是写景，而是借写景引出的道理对老朋友滕子京进行劝导。并不介意写的是否实景，人们关心的是文章的立意如何，或者说人们不太介意“铺采摛文”的真实性，更重视的是“体物写志”。
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是借景说理，而《念奴娇·赤壁怀古》主要是借景抒情，都属“体物写志”一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但为什么他在同样的地点，所写的景物又大不相同呢。这就关系到他所要表达的感情是什么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是通过在赤壁的联想，对周瑜年轻时就建功立业表示仰慕（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也有类似的感情表达），进而感叹自己年华虚度，一事无成，心里充满了时光易逝而功业难成的无奈和对屡遭贬谪的愤懑，因而心潮激荡。所以描写的景物也惊心动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大有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之势，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诗人心潮滚滚的激越不平之气。而《前赤壁赋》则是通过黄州赤壁山水明月的描写，展现由苦闷到解脱的心路历程和徜徉风月的旷达胸怀。所以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心平气和，波澜不惊，景和情是一致的，和谐的。
苏轼当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所游的赤壁其实是黄州赤鼻矶，并非三国时赤壁之战的赤壁，三国时的赤壁位于湖北蒲圻县境内。因苏轼不能随便离开黄州，所以把“赤鼻”当“赤壁”，“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留下了这流传千古的词赋。他游的虽是假赤壁，写的却是好文章。我想，以东坡之渊博，当不会不知此赤鼻非彼赤壁，他依然以假作真，也不过是以赤壁之名借题发挥，作怀古之思，抒胸中之情罢了，何曾真要以假为真？连赤壁都是假的，景物描写是否真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者，从《前赤壁赋》的内容看，也不太可能是记实。一般记游文章中同游者都是实名（故意隐讳者例外，如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而《前赤壁赋》中的“客”却无名无姓，如同子虚乌有一类，只是赋家常用的 “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表现手法。至于清代魏学洢的《核舟记》中说客是佛印和尚和黄鲁直，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景物描写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目的，它只是感情的外在表现。王夫之《
姜斋诗话》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这里的情与景“互藏其宅”，是说情藏在景中，不是随便写景，要写含有情的景，离开了情的景就不宜写。这就是“情与景名为二而实为一，圣者有景中情，情中景”的道理。主要目的是写情的文章，写景就是为了抒情，抒情为主，写景为辅。至于写景是否真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多少理由认为苏轼这一词一赋中的景物一定是实景呢？
当然，有些文章就不可以虚构景物，如考证性质的文章和游记。
还是以苏文为例。前者如《石钟山记》，作者为了考证为什么石钟山以“钟”为名，于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进行考察，终于弄清了因“大石当中流”，且“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窽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其声与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相似，因而得出了何以以“钟”为山名的正确结论。苏轼反问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可见这类文章是以真实为生命的。
后者如苏轼只有八十六字的《记承天寺夜游》，真人真景真情，令人如入境中，如化于境中，如有一处假，则断无如此魅力。当然，游记也可引发议论的，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但整篇文章还是以记游为主，而记游是议论的基础。最后从真实的经历，得出“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结论。且这两篇文章都记载了同游者的真实姓名。所以记游一般是真实的，否则得出的结论就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景，是含情之景，不是游离于情外之景，写景是为了抒情，为了议论。而在以抒情、议论为目的的文章中，景物描写是允许虚构的。所以苏轼的一词一赋中的景物描写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所抒发的感情不同。换句话说，其中的景物是可以根据抒情或写志的需要而虚构的。
熊露士，教师，现居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