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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作家往往回避“国族宏大叙事”，以世俗、民间、私人、鸡毛蒜皮的琐碎庸常来反映生活，观照人生，透视人性；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人——普通人，关注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喜怒哀乐。毕飞宇是“新生代”作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所关注的多是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心理断乳期的中学生、来自农村的毕业就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这些人身上，毕飞宇寄予了悲悯、理解、同情，写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疼痛”。
       毋庸讳言，现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给我们带来生活水平提高、物资产品丰富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着生存环境改变、个体的孤独感、失落感、漂泊感、迷茫感进一步加深等一系列问题。物质的丰富，并不能抚慰精神匮乏、情感缺失给人造成的心灵伤痛，并不能填补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使人普遍丧失传统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心理虚空。人活于世，所需要的绝非仅仅是物质，还有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亲情、爱情、友情……匮乏便是残缺，残缺必有疼痛。一言以蔽之：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矛盾，现实世界魔幻般的变化扭曲着现代人的心灵。空巢、留守、下岗、失业、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等诸多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矛盾，无不昭示着我们生存的艰难。包括毕飞宇在内的一批有责任感的作家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记录下变革时代人们在动荡中的心灵历程和生命轨迹。《家事》与《相爱的日子》是毕飞宇2007年的新作，解读这两部短篇小说，能让我们感觉到作家灌注在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与悲悯情怀。
       没看内容之前，我们不会想到《家事》的主人公是中学生。这部2007年第5期《钟山》上发表的短篇，把关注的目光锁定在高中生身上，并且细腻而深刻地描画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心灵之痛。
       小艾是最著名的中学里高一年级龙凤班——十七班的优秀生，她同班的乔韦是她的老公，而高一（九）班的田满则是她儿子。田满的母亲在他四岁时去了地球的那一边，于是他“在班里头有两个哥哥，四个弟弟。七班有两个姐姐。十二班有三个妹妹。十五班还有一个舅舅。舅妈是两个，大舅妈在高二（六），小舅妈在高一（十）”。在这所中学里，学生们迅速开始了“恢复人际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他们结成兄弟、姐妹、兄妹、姐弟、夫妻、姑嫂、叔嫂、连襟、妯娌和小舅等诸多关系，一个小男生，在校园里可以有哥、弟、嫂、弟媳、妹、妹婿乃至丈母娘、丈母爹、小姨子和舅老爷。“这是奇迹。温馨哪，迷人哪。乱了套了。嗨，乱吧。”当儿子的田满与当妈的小艾在每天深夜的零点都会互发短信，内容如下：“妈，我休息了，你也早点儿睡。儿子。”“乖，好好睡。做个好梦。妈。”“吻你。”“我也吻你。”“谢谢妈。”田满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三的零点十七分给小艾送来了一束康乃馨，在小艾说完“花很好，妈喜欢”之后，她被田满揽入怀中，“小艾心窝子里边晃动了一下，软了，是疼，反过来就把田满抱住了，搂紧了。”小艾的身体最终是被她父亲从田满的身上撕开的。小艾的父亲“提”她上楼时，她在楼道里尖叫：“谢树达，你放开我！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
       小说在小艾的尖叫声中戛然而止，我们却不能不掩卷沉思：小艾、田满们的“新生活运动”是现代版的“过家家”游戏吗？青春期的孩子们为什么制造出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表面的安安静静下，他们有怎样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家长和老师除了关注他们的成绩单外，是否还要关注他们深层次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渴求？如果说田满是在寻求缺失的母爱，小艾是在寻求什么？小说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我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看出点端倪。比如“对高中的女人们来说，日子是空的，说到底也还是实的，每一个小时都有它匹配的学科。课堂，课堂，课堂。作业，作业，作业。考试，考试，考试。”现在的高中生面临着巨大的课业压力与升学压力，疲惫不堪、高度紧张的神经总要以一定的方式来放松、舒缓，否则十几岁的孩子承受不住。再比如，小艾看田满打球时的感觉是“尽情享受一个孤寡的中年妇女对待独子的款款深情”，为什么是孤寡？是不是社会上太多的单亲家庭在她这儿产生了太大的影响，让她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是“孤寡”？田满为什么要当“独子”，是否出于对妈妈生了妹妹更加无暇顾及他的忧虑？现代家庭“一家三口”的模式无疑是有缺憾的，尤其是对于孩子。兄弟姐妹不仅仅是手足，还是伙伴，是动画片中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却谁也离不开谁的“猫和老鼠”，是情感上的寄托和依靠。而独生子女的“独”是他们必须经历的痛。
       《家事》通篇充满了喜剧色彩，语言轻松中透着诙谐，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感觉，但读完全文，我们依然会感到沉重，它让我们想到自己的子女。晓华汪政说：“好的短篇会让人们想到世界，想到自己，感到欣喜或不安。”《家事》正是这样的一部短篇。
       每个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科学家或社会学家眼中，是枯燥的统计数字或抽象的理论概念，但在作家眼里，它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是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情感的具体的生命个体的生活轨迹，是宏大的也是微观的；它们是具体的，具体到一枝一叶，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
       从表面看，《相爱的日子》写的是极小、极简单的事，一对大学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男女在一个酒会上偶尔相识了，都是“蹭饭”的身份，让他们彼此靠近，醉酒后他们睡在了一起，并且一起在大排档“共进晚餐”，然后各奔东西。如果小说到此结束，不过就是写“一夜情”，那就没有什么深意了。毕飞宇是经营短篇的高手，接下来，他让女孩生病了，一个人在地下室孤伶伶地熬了许多天，直到男孩打电话过去。后来，“他”和“她”的关系相对稳定了，“一个星期见一次，一次做两回爱。”他们没有同居，却越来越亲了。“她”回了一趟老家，他们一起领略了“小别”的胜境，在缠绵之后，“她”从手机里调出两张相片，和“他”商量自己嫁给哪一位好，“商量”的结果是嫁给离过一次婚，有一个七岁的女儿但收入要高一些的姓郝的。“她”走的时候“他”没有送，而是把“她”留在床单上的头发拣起来，绕在指尖上，感到食指疼时把头发撸下来，点着了。“人去楼空，可空气里全是她。她真香啊。”没有大悲大喜，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摇曳生姿，甚至没有事件，但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细节和看似漫不经心的心理叙述，却让我们认识到这篇小说绝非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小说把主人公的相遇安排在一个公司的酒会上，“她”是来蹭饭的，“蹭饭是假，蹭机会是真，蹭着蹭着，遇上一个伯乐，或逮着一个大款，都是说不定的”。朋友们早就说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要紧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抛头；第二，露面。”“她”来自农村，大学四年后，“她的眼光早已经和图纸一样精确了”，但这又能怎样？“她”还不是要利用一切途径去寻找“机会”——工作的机会、嫁人的机会。在南京这个繁华的都市，“她”只能在一间小地下室，发烧烧得瞳孔“晶亮晶亮的”也舍不得去医院，因为“一趟就是四五百”。生病了只能一个人硬熬，房内“满地都是擦鼻子的卫生纸、纸杯、板蓝根的包装袋、香蕉皮、袜子，还有两条皱巴巴的内裤”，而人躺在床上，“眼窝子已经凹进去一大块了”。没有工作，没有亲人，孤苦无依，前途渺茫，这就是“她”的生存景况，所以即使不生病，她也是“一脸的寒意，有些黄，眼窝子的四周也有些青”，明显的营养不良。至此，一个“漂”在都市的女大学生形象立在了我们面前。
       然而，“他”的情况似乎比“她”还糟：和“她”是校友，二十四岁了，留在南京只能在菜场搬运蔬菜，只能是下半夜搬送，为了这个工作，“他”让摊主们“摸了摸他的肌肉”。大学毕业了，“工作”时靠的是肌肉，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点什么了。“他”想的是，“要是考不上大学反而好了，该成家成家，该打工打工”，现在回去，能做的只能是外出打工，“与其回去，再出来，还不如就待在城里了”。“他”一定懊悔死了自己的勤奋刻苦，一定懊悔死了自己的成绩优异：“他怎么就‘成龙’了呢？他怎么就考上大学了呢？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这句话中包含着怎样的酸楚与无奈？一个农家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大学毕业后却沦落到“回家过年的能力都没有”，考上大学反而不如考不上大学，这是闹剧还是悲剧？如果说是悲剧，是个人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我们国家真的是人才过剩，人才多到需要用本科生去做搬运工的地步吗？
       令大学毕业生们最怕的还不是生存的艰难，而是前景无望。“他”在面试后这样说：“她怎么能那样看我？那个女老板，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就好像我是一堆屎！一泡尿！一个屁！”而“她”为了留在南京，从大三开始，遇见过数不清的眼睛。“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最恐怖？什么东西最无情？眼睛。有些人的眼睛能扒皮，有些人的眼睛会射精。会射精的眼睛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不小心，它就弄得你一身、一脸，擦换都来不及”。这就是昔日被称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今天的生存状态，在一次又一次的所谓“面试”中他们遭受的不仅仅是拒绝，有的简直是人格的侮辱，这就绝不再是个体的悲剧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行高校扩招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平民教育，高校毕业生骤增。这本来是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的有益之举，但同时也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问题。毕飞宇敏锐地看到了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在小说中他所关注的依然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人的“舒展”。
       其实，这篇小说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小说的叙述有很大的展延性。比如只写了“她”的蹭饭与住所，对“她”的“工作”只字未提。一个未婚的青年女子，独自一人生活在城市，她何以为生？再如结尾写“他”为“她”穿好衣服，“她”走了，“他”把“她”的头发烧了，小说也就结束了，这是否意味着“相爱的日子”也就结束了？还有，“她”为何“回了一趟老家”后来就要嫁人？是绝望了还是另有苦衷？“她”是真心要嫁还是对“他”试探？第二，作者给我们留下了我们不能不去思考的问题：在对前景近乎绝望时，“她”可以选择嫁人，“他”怎么办？另外，他们的相爱难道单单是相互安慰、相互慰藉，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让自己和对方轻松的一种药？他们怎么能够那样理智、安静地面对“她”的嫁人？这是否能够看成现代社会对人性、对人的情感的一种戕害、一种杀戮？第三，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没有名字，只有代词“他”和“她”。毕飞宇说过他不过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此时的毕飞宇也早已不是有着先锋标志或者玩后现代主义的毕飞宇了，那么，这里的“他”和“她”就有了深意，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是个体，也是群体；是无数个“他”中的一个，“他”就在我们身边，“她”就住在你家楼下的地下室中。“他”和“她”都会有自己的家的，“会有的吧。总会有的吧。”他们会长大的，这一段“相爱的日子”也是他们的成长之痛。
       近年来的优秀短篇折射出毕飞宇对当代具有普遍性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思考，体现了一个青年作家的社会良知与责任，而这些，在这个“欲望化”的狂欢叙事大行其道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能感化读者、温暖人心，给信念、光明、正义以希望，使文学回归其本来的立场。
       史言喜，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