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学问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兼糅释、道两家。他的人生观比较复杂。有时从老庄的旷达出发，轻视功名；有时又站在儒家立场，批评老庄和佛家。在政治上他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主张以“仁政”治国并且始终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得到各阶层民众的爱戴。这些都与他坚持儒家思想有关。在生活上，苏轼却更多地采取佛家和道家的处世态度。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上看待人生、看待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的关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作为追求心灵解脱的基础。政治上他并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他则“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佛老思想使他遇事达观、超脱、开阔。无论何时，他都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人生始终采取执着的态度。他不管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前后在贬六年。对于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他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的思考都体现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中。
苏轼前后的诗文创作以贬谪黄州为限，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早期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得苏轼积极要求上进，建功立业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数意气澎湃，豪气冲天。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政治上的打击、遭际，使其黯然思退，感伤颓废，甚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苏轼终究未曾正式挂冠归隐。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贬官谪往黄州。谪居生活引起了苏轼思想情感上最激烈最复杂的变化。对于当时掌权派统治集团所加给自己的打击，苏轼内心十分的愤懑，十分的不平。这种愤懑与不平，有时比较隐晦，有时比较明显，有时采取自嘲、自讽、自咒，有时采取托物赋情与比方。一般来说，苏轼是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倔强的人，但对于“乌台诗案”与谪居这样的沉重打击，像他这样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以及观点上原来就有的软弱消极的一面，就不能完全抵抗得住，所以苏轼在愤懑与不平之余，时时流露出伤感与颓废，深深为自己的命运悲哀。苏轼思想感情上这种复杂的色彩，在他初到黄州时的一系列诗作中就反映的特别鲜明。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寓居定惠院之东》）“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生死。”（《侄安节起来，夜坐》）在黄州，与苏轼来往最多的朋友是隐居山林的方仙子。苏轼经常向其请教老庄养生之术以及养气炼丹之术，并自创一方（即苏氏养生益智功），记载与《苏沈良方》之中。苏轼还深有感触地说：“欲命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而且，苏轼这时许多奔放倾注、左右逢源的诗作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突发灵感而成的。
当现实的挫折与打击使苏轼难以抵抗时，苏轼及时调节自己的人生坐标，于是很自然的也就移情于山水了。他的写景咏物诗很能体现旷达乐观的性情，“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
容斋随笔》载：“朱载上，为黄州教授，有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公见之，称赏再三，遂为知己。”这是因为苏东坡的思想是于儒、释、道、法，甚至纵横家无所不包。特别是在他政治上受到打击而贬到黄州之时，更以庄周思想以示解脱。苏轼贬谪黄州写出了借题发挥的千古绝唱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辉煌词作，为什么谪居黄州而能山水自适？就因为其有“不以物伤性”之心，禀此而超然于物外，长葆天性之真，独得天人之和，超逸于山水。山水显然被苏轼看成了涤垢疗伤，恢复心理平衡的灵丹妙药。那么，超脱世俗之后的人生价值又是什么？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唯江上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正是宋代神仙佛学创作，隐逸乐道者们的共同认识。在他仕途受挫时，也是在深受儒家思想主导的同时，能深谙佛道真谛，忘情世俗，超然物外，以旷达襟怀，阅历人生，化险恶政治风浪的冲击于物我两忘之境，才能历经忧患，把雄浑浩然之气融入诗词歌赋之间，蔚成一代词宗。此时苏轼思想中“外儒内道，外儒内佛”的统一融合已经趋向成熟，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意识，而且苏轼"旷达、缥缈、超逸"的文风也达到了创作的颠峰。
由此观之，苏轼具有一颗非同寻常的平常心，他可以不因宦海沉浮而自暴自弃，不因生活颠簸就怨天尤人。对现实人生的热爱，在顺境中的淡泊，在逆境中的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东坡词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他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他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主要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他的这种范式更适合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同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苏轼的诗文创作也无疑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以至精神的滋养。
参考文献：
（1）《唐宋词史论》 王兆鹏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苏轼诗研究》 谢桃坊著 巴蜀出版社1987年版
（3）《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苏轼年谱》 孔凡礼著 中华书局1998年版
（5）《唐宋词史》 杨海明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张玉琴，河南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