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
瓯北诗话》卷五说:“以文为诗，始自昌黎(韩愈)，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的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指出了苏诗的特征及成就，认为苏轼继承唐代韩愈，开创了以文为诗的新局面，成就了宋诗以文为诗的独特景观。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论述方便，在本文里首先略谈“以文为诗”的渊源及其历史背景，然后讨论苏轼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成就。
一、“以文为诗”——宋调形成的历史渊源
对“以文为诗”的批评，实自北宋黄庭坚始。据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曾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他以为“诗文各有体”，故作法也不同，诗有诗的作法，文有文的作法，不得混同。以此为出发点，他批评韩愈的“以文为诗”，也批评杜甫的“以诗为文”，因为混同了两种文体的不同作法，“故不工尔。”
后来清代的赵翼没有批评以文为诗“不工”，而是认为这一做诗的方法，实是宋诗对唐诗一种艺术上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构成了宋代诗歌一种鲜明的时代特色。我以为，这一看法，既具有科学的辩证法，又符合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很有见地的。
“以文为诗”，大体上说，就是南宋严羽批评宋诗的“以文字为诗”(参见《沧浪诗话·诗辨》)。是指以作散文的某些手法(尤其是语言文字方面的)来作诗。严羽是中国古代诗论大家，他不仅熟知宋诗，而且对唐诗有深厚的修养，《
沧浪诗话》可以说是在对比宋诗过程中，对唐诗创作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正因为如此，严羽虽然极力贬低宋诗，但他所说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却是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宋诗的总体的艺术特征的。
需要说明的是，“以文为诗”作为对总体的宋诗的创作特点的概括和总结，是后人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它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以文为诗”这一艺术手段，虽然早在中唐时代产生的韩诗中就已出现了，但是将“以文为诗”当作一个诗歌创作上的问题来加以反对或者赞成，却始于北宋中叶[1]。而在宋之后的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中，“以文为诗”这一概念进一步得到完善。严羽虽然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了宋诗“以文为诗”的特征，但是其定义比较模糊，缺乏规范，其具体涵义则是在以后的争论中逐渐明确的。
综观宋代“以文为诗”特点的形成，并非偶然。一则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文人自由精神的禁锢，二则乃宋代理学对文人思想的束缚，加上唐代古文运动“道统文学”的负面影响，使宋代文人个性难以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形成内敛的性格。由于唐代诗歌的巨大成就，迫使宋代文人不得不另寻诗歌创作新路；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也促使着宋代文人们以文学为武器，针砭时弊，激扬爱国情感，这些均使宋代文人顺理成章地走向“以文为诗”。在宋代诗坛，唐诗那种热情奔放的激情见不到了，理智的分析和深刻的论说占据主流，“以文为诗”终究在宋代形成气候，成为宋代诗歌的特点和象征。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来，宋人的确很聪明，他们娴熟地掌握了作文的手段，更能将散文这种更加流动的形式和更加灵活的表现力，极巧妙地运用到做诗中去，从而使诗获得了更大的表现天地，以便于包容下更多的生活内容，更充分、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不受诗旧有形式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词”就是对“诗”的旧形式的突破和解放)。宋人“以文为诗”，(再加上“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承唐变唐，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宋诗所以能够与唐诗并驾齐驱，就这一点说，“以文为诗”，功不可没。赵翼所谓宋人以文为诗“别开生面”之说，是别具慧眼的，则更可见出“以文为诗”在宋诗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二、“以文为诗”的具体涵义
1、“以文字为诗”
“以文字为诗”可以说是宋诗“以文为诗”的最重要特征，它直接从外观形态上把唐宋诗区别开来。所谓“以文字为诗”，就是用散文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之法做诗，使诗歌散文化，它是相对于唐诗的语言、结构方式而言的。
“以文字为诗”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即我们常说的“字法”、“句法”。它要求语言平直、简洁不晦涩等等，一句话，要求“文从字顺”。
所谓“文从字顺”，是韩愈在《樊绍述墓志铭》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评论樊绍述的文章是独创的，但又能“文从字顺”。韩愈也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诗歌创作，他的诗也基本上做到了文从字顺。欧阳修首先有意识地提倡诗歌创作要“文从字顺”，苏、黄、杨、范、陆等宋代大诗人都深受他的影响，从而也就使“文从字顺”成为宋诗在语言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宋诗“以文字为诗”的特征，另外还表现在结构方面，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章法”、“文法”。它可以议论，可以叙述，可以描写，可以抒情……，但必须以某种思想为中心，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形散而神不散”。
诗歌的散文结构实际上仍然源于韩诗。就像韩诗的语言散文化一样，韩诗的结构散文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而韩诗对宋诗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2、“以才学为诗”
“以才学为诗”即在诗中显示出某种才气和学问。在宋代，“以才学为诗”成为一种时尚，诗歌中是否有才气、有学问也就成为衡量其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以才学为诗”就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诗人必须具有广博的生活知识、社会知识及写作天赋。表现在诗中，就是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无不可以纳入诗中；抒情、议论、叙述、描写无不可以运用于诗歌创作。
其次，“以才学为诗”还表现为有学问。“取材于典籍，诗的内容来自于书本知识，来自于学识”[2]。这种以学问为诗达到极点便是黄庭坚所说的“无一字无来处”，大量地用典。
在宋诗里，才气和学问常常表现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宋诗的才学特征。但是，从理论上区分宋诗的才气与学问，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正是前者使宋诗充满活力和进取、创新精神，而后者则不免空泛，艺术上流于形式，常常使其枯淡寡味。
宋诗为什么会“以学问为诗”，这实际上与对杜诗、韩诗的误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以杜甫、韩愈为宗的北宋诗人看来，杜甫、韩愈的诗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有着高深的知识、学问。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是也。杜诗、韩诗中确有很多学问的成份，但那是不经意的，因此显得自然天成。然而“江西”末流，刻意追求学问，表现为追求奇字、僻语，其诗便很少有优秀之作。后世批评宋诗，其合理之处主要切中于这些地方。
3、“以议论为诗”
所谓“以议论为诗”，就是在诗中直接发表议论，从而阐明某种道理。
“单就诗中说理，即以议论为诗来说，周代民间歌手所创作的诗篇如《诗经·魏风·伐檀》中就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种阶级感情非常强烈的、一针见血的议论。稍后，伟大诗人屈原在其作品中发议论、说道理的地方就更多。汉、魏、六朝以迄唐代，在抒情诗中发议论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1]。”只不过宋诗中的议论、说理特征非常突出罢了。
“以议论为诗”是宋诗的一个显著特征，用诗歌形式来论诗在宋代很盛行，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这里无需引证很多材料来说明我的观点。关于“以议论为诗”，历来论述较多，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比较一致，兹不赘述。
以议论为诗，以理为中心，必然表现为题材、素材的非常广泛，这实际上与才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以议论为诗，形式上比较灵活，为了适应这种灵活，语言上就要求不拘一格，这实际上又与“文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说:“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是一种互为交错、互为照应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它们的具体含义时，不可孤立、片面地理解。
三、苏轼诗歌创作中的“以文为诗”
苏诗的特征，就在于取材广泛，意境新颖。豪放恣肆的苏舜钦诗、闲淡深远的梅尧臣诗、雄健妥帖的欧阳修诗，均命意不凡，但题材与诗境都不广，远不如苏诗。苏诗其关键在于“创新”，并且这种“创新”不能说是另辟蹊径，而是以“集大成”为基础的创新。苏轼的“以文为诗”也是“集大成”中的一个方面。
那么，苏轼“以文为诗”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上是如何起了创新作用的?我在这里将分两方面来分析说明。
1、诗歌语言领域的扩大
诗歌和散文，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文学样式。但在广义上其主要区别仅在于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上。也就是说在文学范畴内，诗歌和散文没有内容上的区别。过去，往往把这二者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来划分，这不符合文学本身的规律。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互相补充的概念。诗歌和散文都可以采用这两种思维方式。
正因为如此，诗歌不等于散文，其区别在于诗句中有凝缩的意象及其内在或外在的韵律。反过来，如果诗句中没有凝缩的意象或韵律，就不可能说是诗歌。
苏轼在这个界限之内，把诗歌语言扩展到前所未有的领域。就是说他把在散文中能够使用的虚词，尽可能地在诗歌创作中使用。另外，散文的章法和叙述方式也在诗歌创作中肆无忌惮地运用。
如苏诗《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规人优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叙述过程好像是一篇叙事性韵文，每四句用渐层方式以诗人眼光的角度使诗境起变化。诗的前四句描绘诗人自己心情，而后以下四句则抬头回望离去的子由。“路人”以下四句更在远距离上描写自身的情景和领悟的哲理。最后四句则写对子由的嘱咐。不过，诗全篇还是以内在的韵律来成功地呈现出凝缩的诗象的。
苏轼的“以文为诗”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大量运用行业语、方言、俗语，这也是他所谓的“以俗为雅”的论点之一。
2、诗歌经验世界的拓展
诗歌语言领域的扩大，意味着诗歌经验世界的扩大。这一经验世界的扩大，如前所述是向往和探索新境界的必由之路。在唐代，诗人能唱的世界几乎都唱完了。他们胸怀里所有的情感、他们眼光所涉及到的一切景象，都非常优美地讴歌过了。所以宋代诗人“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其改弦而更张之的结果，就是从过去歌唱的情和景，深入到情和景的本质秩序中去。换句话说，这是诗人从情景描写转向到主动参与情景本身规律的过程。宋代诗人的这种诗意的转换，终究带来文学观念的变化。此则“文以明道”说[3]。此说的鼻祖应是“以文为诗”的始作俑者韩愈，但更广泛更具体地付诸实践的是宋代诗人。“文以明道”就是指以文学来参与自然规律。但后来的不少道学家，像韩愈那样陷于思想的桎梏，走到死胡同里去了。与此相反，把文学创作当作探索和阐明自然规律的诗人就是苏轼。这在文学史上就是“以议论为诗”的基因。最初论及苏轼的诗带有议论性的是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子瞻以议论做诗”这一句。苏轼的议论实是摆脱思想的束缚，抒发自由精神的一种努力，也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我们看苏轼的议论诗《石苍舒醉墨堂》:“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这首诗也是采用散文式叙述调的结构法，所以从头到尾的诗意好像行云流水，并且其诗意全靠议论化。赵克宜评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把诗意说透而不要多余的话。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议论和抒情融为一炉，就是苏轼“以文为诗”风格的一个特色。这种理中有情、情中有理的诗歌风格，就是苏诗的主要特点。并且这样的独特风格只有采用“以文为诗”的手法才是可能的。
正如赵翼所说的那样，苏轼的诗歌，与“高云之游空”的李白诗和“乔岳之矗立”的杜甫诗之所以能够相提并论，就在于他以“以文为诗”开辟了“流水之行地”的新境界。
参考书目:
[1]程千帆.韩愈以文为诗说[A].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C].
[2]梅运生.古文和诗歌的会通与分野——桐城派谭艺经验之新诠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1).
[3]韩愈:《争臣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其明道。我将以明道也。”
陈敏子，武汉市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