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丰五年，岁在壬戌，即公元纪年1082年，农历7月16的晚上，苏轼和杨道士几人驾着一叶轻舟，带着几坛自酿的水酒，趁着月色阑珊之际，行至黄州赤壁之下。远处是他布衣躬耕的村舍，更遥远的地方是官场喧嚣的京城。
半生流转的苏东坡在这样的境遇之中所作的《前赤壁赋》，其文正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赋中之作鲜有能出其右者。
而为文之道常如为人，抛却对技艺辞藻的探究，1082年秋天苏东坡心境之飘摇，在这篇千古名赋中如影随形——寓宦海沉浮凄凉之情于月出东山遗世独立之景，寄人生起落惨淡之叹于物换星移千古风云之变。其中最为言之确凿也常为人揣摩研读的一句是答问段落中的苏子所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瞻前而顾后，1082年前后的苏轼正是在一个“变”与“不变”的困局中徘徊。或千古风云之变，或喜乐忧愁之变，或人生境遇之变；他在诸多自己无能为力的变化中，取江上之清风，得山间之明月，躬耕田野自号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变与不变之间充满了他关于出世或入世的矛盾，也折射出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在他内心猛烈的交锋，最后余下的或者只是一壶清酒，笑对人生。
一、人生境遇之变——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
北宋1057年，22岁的苏轼得中进士，开始在京城任职。此时在众多寒窗苦读以求“达”而后“兼济天下”的儒生之中，他已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看似将来的仕途功名理想抱负的实现便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一般顺理成章，“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沿着儒家经典的道路前行是苏轼最初的人生设想。
在被贬黄州之前二十载的官场生涯之中，苏轼部分地实现了他“兼济天下”的传统理想，为官则体恤百姓，逢灾则赈济一方，虽有万般无奈，但求造福苍生。
北宋元丰二年（1079）七月，身为湖州太守的苏轼因写诗寓物托讽新法（乌台诗案），被御史台弹劾被捕入狱，经过多方营救，神宗传旨从轻发落，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编外）黄州团练副使（八品官），黄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当年进士头名的苏轼如今以一个八品官的低微职位谪居黄州。
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苏轼说道：“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自娱耳。”苏轼为官二十多年，少有积蓄钱财：“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章子厚书》），如今靠一份实物配给聊以糊口，只有自己动手才可衣食无忧。元丰四年（1081）二月始，他带领全家老小躬耕东坡，早出晚归，一家人勤勤恳恳地过起了农家日子。
1082年的苏轼与“天下”似乎并无太多瓜葛了，唯一可见的是一个长江边小镇的八品顶戴和他在城东耕种的一块赖以糊口的薄地。每日在城东耕田的苏轼从此自号“东坡”，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没有此时无官自清的苏东坡，便不会有千古流传的赤壁赋。
《前赤壁赋》开篇即以一番景物的变幻为起始，从清风缓缓而来，水波不兴的江面开始，突然以一叶小舟而独立于万顷之茫然间，虽有冯虚御风之快，但终结于“遗世独立”之感。比之大约十年之前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所作《江城子》，已经全不见了“千骑卷平冈”的豪迈。
眼前所观，心之所见，即口中所言。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在1082年苏轼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兼济天下”，还是“遗世独立”、“独善其身”？
二、出世入世之争——“固一世之雄”或“渺沧海之一粟”
中国古代文人儒士，常常为进取和退隐的矛盾所困扰。多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半生所读之诗书往往无用于官场逢迎的现实。等到在现实政治中碰壁了，便会倾向于出世退隐，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天地遮风挡雨。
当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或殉道，即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罗江；或抱怨，即在诗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气。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陈子昂“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
1082年，苏东坡怀着明显的退隐之心。苏轼此时的在野多半是被迫的，不过，自由又正是他天性之所好。
早年东坡对入世的执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知遇之恩的影响。熙宁四年（1072年）东破携眷离京后，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其间，他做诗甚多，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所感尽情歌唱出来。正是：“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东坡兄弟二人曾在颍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其中有句为：“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上句很有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味；而下句则道出了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感怀君恩，更是为了报偿君恩。
“乌台诗案”之后，东坡开始了他半生的流转，他的出尘之心逐渐显露。谪居黄州的时期，是东坡人生的“成熟期”——无论是艺术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东坡在出尘和入世之间的困顿。并且，经历了太多官场的黑暗，目送一个盛世远去的时候，他似乎更倾向于出尘。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的某个夜晚，东坡醉酒而归，无人应门，面对大江和扁舟，不禁思绪飘零，于是击节而歌：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一句“何时忘却营营”，是半生仕途的无奈和疲累；一句“江海寄馀生”，是灵魂深处的召唤和希冀。年轻时是“贪恋君恩退未能”，时下却是“欲归江湖归不得”。万丈红尘，吾谁与归？思之不得的时候，东坡开始转向佛教的研习，希望藉此来平复内心难以言说的苦闷。于是，才有了那一首千古绝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外儒内道之风——“望美人一方”与“挟飞仙遨游”
纵观整个封建思想史的发展，诸子的式微和孔学的独大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面貌。而儒家思想在宋朝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一个保守主义的顶峰。韩愈以后的宋代理学家突出强调儒家经典的伦理部分，于是有了《四书》，同时宋明理学已经不再拘于汉学的考据，而强调对儒家典籍的重新解读，甚至是过度解读，因而有了《
朱子语类》。可以说，北宋是中国士人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儒学开始由“学”变“教”。儒家思想不再仅仅是催人奋进的入世之说，也是教人安于现状，恪守礼教的立命之说。因此，宋代的士人阶层，整体上是压制佛老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骤然收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窒息。
而苏轼可以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异数。他年青时候所住的地方就是眉州，离佛教胜地峨眉山不远，离眉山大佛更近。他小的时候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综观东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诗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压迫以求解脱的心情。而到后期，则能以透脱的教理来认识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飒然出离之想。他利用佛教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养出一种超然洒脱，与世无争的襟怀，求得心理上的平静安宁。这种观念与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为用，既矛盾又统一，使他处于危难之间不惧不馁，不悲不忧，而机遇来临之时又能坚持其以仁政治国的崇高理想，奋斗不已。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东坡谪居琼州时，“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喜和陶诗，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没有消极颓废，而是乐观向上。可见其得力于佛学修养之深。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核肴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辙为苏轼所作墓志铭，道出了苏轼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有这样两句话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东坡的品性：
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
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固也不能为醉汉。
刘颖异，黑龙江省实验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