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抒情议理散文的代表作，后人评价说：“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又直与《离骚》对垒”。对这封书信体散文的主旨，历来也一直认为是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但如果把这封书信放到汉武帝和司马迁当时的根本对立冲突背景下去了解，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这封信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读了，它其实不是写给任安看的,而是写给汉武帝看的；它其实是司马迁向汉武帝发出的一封宣战书或挑战书。书信的主旨是：你汉武帝的政治生命只有短暂的几十年，而我《
史记》的历史生命将永垂不朽；你汉武帝的权力只能存在一时，而我司马迁的名字万古流芳；你汉武帝为了私利可以把我司马迁的命根子拿去，而我司马迁却可以让自己崭新的历史观光照史册；一个人肉体的生命可以被权力摧毁，但精神的生命却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把书信中“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的文体风格落到实处，也才能更深地把握全信在思想上那种“忧愁幽思，又直与《离骚》对垒”的内涵。
从书信的内容来看，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李陵之祸的前后经过和自己遭宫刑的真正原因；自己的家世和发愤著书的唯一原因；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而这三点都与汉武帝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第一、李陵之祸的前后经过。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司马迁进步历史观得于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件事情的发生经过来看，是汉武帝命令李陵和其他二位将领协助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目的是想借这次战斗给李广利提供一次晋升的机会，因为李广利是汉武帝的李夫人的哥哥，是典型的外戚。而李陵虽然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因为和汉武帝没有任何裙带关系，所以这次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在一般人看来从大处说是有辱汉节，从小处说是有损飞将军李广的名誉。当时朝廷对李陵的投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真的投降,一种认为是假的投降。司马迁凭着自己平时对李陵为人处世的观察，认为是假投降,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回归汉朝,报效汉朝。因为司马迁认为李陵“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怀着这样的想法而没有机会汇报，恰好碰到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就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结果却是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给他扣上了“诬上”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去处理。司马迁因为自己家庭贫寒，无钱赎罪，他的朋友和同事也没有替他说话的，最终的结果是被处于宫刑。古代社会对受过宫刑的人是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的，虽然出狱后司马迁的社会地位表面上很高，所以司马迁把这件事看作是对自己和家族的奇耻大辱，并在信中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作说明：“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慷慨之士乎！”正因为司马迁在骨子里是一个慷慨之士，满腔的悲愤才投射到信中，才形成了全信慷慨啸歌的文风。
从事情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司马迁仅仅是因为“口语”就遭到了宫刑之祸，而“口语”是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得罪了汉武帝。说穿了是在专制体制背景下人们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反映。所以，从冲突的本质来看，是司马迁想用言论维护公道和汉武帝想用权利维护外戚的私利的矛盾，是客观地看待李陵投降还是主观地处理兵败之事的矛盾。司马迁秉持公正，而汉武帝心存私念，其中的矛盾必然难于调和.。汉武帝凭借手中的权利，自然也就可以给司马迁扣上“诬上”的大罪名去接受审判。李陵之祸的结果使司马迁遭受巨大的耻辱，而要报仇雪恨，对一个史官来说死不是办法，含苟忍辱地活着才有写完《
史记》的希望。
第二、自己的家世和发愤著书的唯一原因。在信中，司马迁详细地交代了自己的家世：“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从家世来看，司马迁是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太史令官职，这样的职务在汉代其实和卜祝是一样的，是为皇帝所豢养和戏弄的弄臣而已，为一般人所看不起。司马迁认为如果就这么死去，简直如同九牛亡一毛，太轻了。所以他才隐忍苟活，发愤著书。至于著书的目的，作者很明确地做了说明：“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是想要通过《
史记》的创作，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通晓古今兴衰存亡发展的变化规律，成为一部独特的历史著作。可以说这三个目的全都达到了，《
史记》也才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发愤著书的原因看，信中有这样的话：“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认为遭受宫刑是对自己和家庭的大辱，而汉武帝才是真正的元凶。在强权面前，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
史记》的创作，表达出自己进步的历史观：不以成败论英雄；歌颂一大批爱国的和对历史有贡献的杰出人物；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和各种丑行。这样的史观，就是秉笔直书历史，与一般的为尊者讳的历史是大不一样的。自己之所以忍辱活着，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从信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司马迁是要用《
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来还前辱之债的，而汉武帝才是使他受辱的罪魁祸首，所以书信真正的指向是汉武帝而不是任安。对任安司马迁没有什么幽愤而言，而对汉武帝却是千言万语难尽。
三、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司马迁在信中是这样说的：“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垦垦，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从主观上说，司马迁认为自己虽然跟随在皇帝身边，地位看似显赫，本质上是一个和优伶一样被豢养的弄臣罢了，稍稍有所不慎就会给自己和举荐的人带来灾难，正如头上戴着盆是难以望见天一样。从客观上来说，自己身体已经亏缺了，即使有隋侯之珠、和氏之碧那样的才华，许由、伯夷那样高洁的德行，不仅不能给自己增添荣耀，反而只能让别人耻笑，自己玷污自己罢了。“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庭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司马迁认为一般人都耻于和宦官为伍，何况是慷慨之士？作为天下真正的豪杰，也不应该是经过自己这样身份的人可以推荐的。在了解了这些后，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写信时司马迁那颗流着血的心，那双含着泪的眼。和“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艰难处境。
另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古代的监狱管理制度。我们知道，古代社会最黑暗的有两个地方：监狱和朝廷。监狱之所以黑暗，那是因为被关押的犯人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一个狱卒就可以任意污辱和抢夺他。这个制度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也可以由鲁迅的《阿Q正传》里阿Q上刑场前被监狱中的同犯和狱卒搜刮得一干二净窥见一斑。司马迁写给任安的私人信件，肯定要首先通过狱卒的检查而上报给汉武帝，所以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司马迁委婉表达对汉武帝不满的话：“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其实明主是深晓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不是出自私心的，只不过触犯了他自己的私利而已。历史上的汉武帝本质上是一个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好大喜功的人，司马迁看错了汉武帝，才遭遇了那场灾难。
所以，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应该放到上面的背景下，才能读出真意，品出真味。
徐旭平，男，云南省文山师专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蒙良杰，男，云南文山师专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