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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巴金的成名作，也是其代表作。《家》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三二年四月完成。用作者的话：“在这里所要展开给读者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一幅图画”，《家》所写的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样就使《家》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可以说，《家》中所描写的简直就是二十年代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家》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的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家》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
       本文拟通过对高觉新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论述这个人物形象的反封建意义及在艺术上的审美作用。
       “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代表”。
       高觉新虽是和觉民、觉慧一母所生，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然而，觉新在他那一房里处于长子的地位，便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前途。子女作为私有财产，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封建思想，使他的爷爷——家中惟我独尊的高老太爷，根本不愿体察觉新的理想、爱情、他要的只是服从。高老太爷希望有一个重孙，以此来炫耀他“四世同堂”，觉新的父亲便也希望早日抱孙子，以父之命硬给觉新定了亲。而觉新呢？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他不大思想，也不敢多用思想，唯父命是从，仿佛只是一个任人摆弄的木偶。除了婚后温柔的妻子能给他一点安慰外，“便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家庭的变故，使得大家庭的担子自然地落到他肩上，大家庭内部的仇恨和勾心斗角，使他变成了别人攻击的目标，也使他还没有熄灭青春的心灵之火而充满着愤慨。他抗争，然而无结果，他感到疲倦了。于是就与他的那些长辈们虚与委蛇，以求过几天安静的生活。然而“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被忘却的青春。他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但由于他在家庭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虽受新思潮的影响，觉新却偏重于接受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他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在这两重人格中，《家》所展现给我们的觉新性格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特殊地位，因而更多地体现为他们所信奉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觉慧有意对他念《前夜》里的句子，以鼓动他自己把幸福争取过来，然而他却连这样的话也怕听。“我的确怕听见人提起幸福，正因为我已经没有得到幸福的希望了，我一生就这样完结了……”。“我自己愿做一个牺牲者”。由于他的牺牲，所以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他从小心仪的青梅竹马的钱梅芬抑郁而死，是因为他的牺牲；他的对他体贴入微的妻子，高氏大家庭中老爷、仆人一致公认的好媳妇瑞珏临产被赶出城悲惨地呼号而死，是因为他的“愿意牺牲”；他的唯一的希望和慰藉，和他相依为命的儿子海巨被封建迷信夺去了生命，也是他的牺牲所导致。诚然，在血的代价面前。他最终觉醒，站到了民主势力一边，但这个代价也太沉重了。觉新是旧制度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高老太爷要他管好觉慧，不要觉慧参加学生的罢课游行，他只好听爷爷的，用哀求柔情拴住觉慧；觉民不愿高老太爷给他包办的婚姻，“逃婚”时，他也竟没因梅芬和他真心相爱而被棒打鸳鸯的悲剧而生恻隐之情，而劝觉民说：“我劝你还是顺从爷爷罢。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甚至对千方百计帮助觉民的觉慧软硬兼施，要他说出觉民的去处。对于他二妹十六岁就由高老太爷做主嫁给陈家，他也是以“而且年纪轻，早早出嫁，将来倒可以免掉反抗的一着”抬出高老太爷来为自己辩解。这是他作为“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性格的一面。
       作为觉新性格——新青年的一面，他又富有人情味。一方面，他对没能和自己心爱的梅芬结合，以致造成梅芬的青年孀居，陪着她那顽固的母亲，过着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而自责，而牵肠挂肚；一方面，他又终于挚爱着自己的妻子，这心里的矛盾，使得他想“我怎么能宽恕自己？……，现实太痛苦了，我想把我的脑筋弄得糊涂一点，所以我近来常常吃酒。你不晓得，我常常背着人哭，自然在人前我是不会哭的，而且酒在短时间内就会失去他那种麻醉效力的，痛悔便跟着来了，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懦弱到这步田地，我恨我自己”。这是尚未麻木的心灵的呼唤，觉新和梅芬在花园里短暂的相处，他请求梅芬的宽恕，在梅的丧礼上，他真诚的泪水，他的心理活动，写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为了父亲的遗嘱，他硬是忍气吞声，不仅承受了来自高老太爷们的仇恨、责难、挖苦、奚落，也忍受了两个弟弟对他的埋怨，他也有愤怒，也有不满，但更多地表现为拳曲求全，想在旧制度、旧思想和新制度、新思潮的夹缝里苟且偷生，目的是想保住孝子的名声，维护那个濒临倒闭的大家庭封建的礼教，因袭的思想，使他性格具有二重性，是一个艺术典型。巴金在批判中交织着同情的笔墨，从新旧势力的两种斗争中，精细地刻画了高觉新充满复杂矛盾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挖掘了高觉新悲剧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而告诉读者，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正成为青年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强大桎梏，封建制度和礼教不仅主要建筑在被统治者的血肉之躯上，也灭绝人性地、穷凶恶极地建立在他自己营垒的弱小者身上。觉新的悲剧，就在于他早先并没有看清这个制度的深重的罪孽，反而想在这种腐朽的制度的夹缝里求存，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其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
       高觉新的悲剧，更启迪读者认识到：面对旧制度、旧礼教，一味忍辱、妥协、懦弱、苟全，既害人又害己。出路就只有一个，起来奋斗，起来反抗。从而唤起人们去憎恨吃人的封建制度。高觉新形象的塑造，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反封建的思想，至今对我们认识那个社会的罪恶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
       总之，高觉新的形象，以及他生活的社会环境，都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高觉新的活动，串联起全书的故事情节。他的理想、爱情，是一种对美的追求，是民主思潮在尺物身上的体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高尔基说过：“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于自己创造力的信心。此外，赞美人，这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高觉新这个人物形象，有作为美的一面，又有作为对立的丑的一面，这除了在觉新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外，还有在大家庭中高老太爷之流所表现出来的一面，他们外表道貌岸然，满口之乎者也，却一肚子男盗女娼。高老太爷之流的形象，又正如高尔基所说：“人们爱听悦耳而有旋律的声音，爱看鲜明的色彩，爱把自己的环境改变得比原来更好、更美，艺术的目的是夸张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恨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来消灭那庸俗贪婪的小市民气所造成的生活可耻的卑鄙龌龊”。在这里，我们不妨把“那庸俗贪婪的小市民气所造成的生活可耻的卑鄙龌龊”理解为“腐朽凶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所造成的对生活中自由美好的摧残和毁灭”。高觉新这一人物形象，符合高尔基的这一结论，不仅具有反封建的历史意义，也具有积极的反封建的现实意义，还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43—344页
       (2)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42页.
       (3)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同上，第llO页.
       王继红，教师，现居贵州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