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篇习作是我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0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导读》时的学生作业。全班111人，这也应该算是一个“光棍”数字，按照我的要求，每个人得交一份类似于微型小说的作业。这5篇习作就是从这111份作业中挑选出来的。因为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作业，这5篇习作不免带有稚嫩、不够成熟、有点奶腥气的瑕疵。仔细阅读起来，它们还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叙述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自然不应该责备这5位作者——起初，那111份作业，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形成这5篇习作的共同模式，大抵是我的阅读习惯和选择视角使然。尽管还有些不够成熟，尽管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尽管少了一点艺术上的创新，但我还是要向编辑、向读者郑重推荐这5篇习作。因为这5篇习作也各有特色，各具情味：王立娟的《班选》写的是当代大学生班选的生活片断以及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心灵躁动，许念的《晚归》写的是一对母女的一次艰难跋涉以及她们在跋涉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母女深情，刘敏艳的《四眼》写的是人对生命的热爱以及人与自然的协和，田青山的《洗澡》写的是民间音乐的伟力和这种伟力对人的心灵的净化与陶冶，姚韦婵的《这个世界怎么了》写出了一个不幸女孩的曲折人生和她的有几分酸味的喜剧结局。它们都能给人一种思考，一种觉悟，一份感动，一份情怀，甚至还能激发受众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对文学意义的追寻。
这5篇习作，也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有人在网络上发表的“用不着上中文系”的说法：“以我看，就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商业价值而言（能产生市场认可的产品），大学的中文系将会越来越无用，甚至会关门。从他们的教学计划就可看出：主要内容是些大而无当的原则，实践很少。”[1]概括起来，言“用不着上中文系”的理由大抵有二：一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大而无当”，学不到什么东西；二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市场认可度低，不好分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好找工作，这的确是前几年出现过的事实。但仅仅因为中文系学生一时不好就业，就称“用不着上中文系”，这恐怕并不具备充足的理由。从个人来讲，用不用得着上中文系，还是应该看学生自己是否爱好中国语言文学，是否对中国语言文学产生兴趣，是否具有学好中国语言文学的潜在素质。如果自己的确具有学好中国语言文学的天赋，上中文系扎实地掌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份适合于中文系毕业生的工作，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称心如意的好事——社会并不是不需要中文系的毕业生！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保留和关闭一个专业，也不能只看这个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曾经有一个时期，农牧专业的学生不好分配，那么，农牧专业是否就应该停止招生呢？假使农牧专业停止招生，农牧专业关闭了，农牧业不能得到发展，地球上的人们吃饭穿衣岂不就成了问题？也有一个时期，地矿石油专业的学生也不好分配，如果因为地矿石油专业的学生不好分配，就将地矿石油专业关闭，地矿石油业得不到发展，社会上的能源不也要出现危机吗？中文系能不能关闭，还是应该看这个专业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作用。不可否认，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及它所包含的语言和文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马克思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鲁迅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作讲演时也坦率地承认：“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3]相形而言，较之于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微弱的。然而，语言和文学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近日，有论者指出，文学“与其说是一种‘修辞’，倒不如说是一种‘表达’”。[4]这是一种迫近于文学本质的观点。只要地球还没有毁灭，只要人类还依然存在，人类就要思索，就要表达，就要形成自己的语言以及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一般来说，未经训练和提升的语言，是粗糙的，是缺乏精准度的，是缺少语言美感的。要提高全社会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承担这种社会功能的中文系就有存在而不容关闭的合理性。
就业也是一个市场，市场的行情也是变化着的。前些年非常火爆的经济、法律、管理专业，近几年的就业形势不就降温了吗？相反，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却日见其好。上海市教委公布的2003-2006年就业困难的38个专业[5]，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被排斥在它们之外。业内人士所做的调研显示，中文系的学生近年来也有了较好的就业形势[6]。因此，以就业率作为用不着上一个专业，或者关闭一个专业的理由，并不是科学的选择。
不过，“用不着上中文系”的言论还真的道出了中文系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多年以来，中文系比较普遍的授课方式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座位上做笔记；期末的时候，老师出两套试卷考一考，学生捧着笔记本背一背，只要有60分，这门功课便算是过关了。授课的内容也无非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之类的文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类的文学概念。他们没有引导学生去思考已经发生变化的语言问题，没有引导学生去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的文学艺术规律，更缺少对学生进行口头语言和书面写作的训练。如此的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肯定不能给学生提供崭新的知识信息，肯定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肯定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表达能力，其学生也肯定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这也难怪有的用人单位发出了“中文系的毕业生，你为何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7]的感叹。
这种现象也向我们——中文系的从业人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汉语言文学专业到底应该怎么办？中国语言文学系到底应该向何处去？
笔者认为，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首先应该要调整和更新文学观念。只要略有现代文学常识的人就都知道：目前存在于“文学”名义之下的现代小说、新诗、现代戏剧和白话散文，在1917年文学革命运动之前都未曾被纳入文学的范畴。在1918年12月，周作人还作过这样的叹息：“在中国文学中，想得上文所说理想的平民文学，原极为难。因为中国所谓文学的东西，无一不是古文。被挤在文学外的章回小说几十种，虽是白话，却都含着游戏的夸张的分子，也够不上这资格。”[8]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洞悉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僵死与弊端，于是建立起了新的文学理念。钱玄同说：“总之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9]刘半农也说：“故进一步言之，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10]现在囊括着现代小说、现代散文、现代诗歌和现代戏剧的“文学”正是在文学革命浪潮的洗礼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新文学走过了她光辉灿烂的九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时代的发展是飞速的。知识体系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果我们还固守着所谓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为治，岂不难哉！”[11]我们认为，“文学”应该是一门关于语言以及记录语言的文字的系统学问。诚然，中国封建社会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之类的御旨，也是语言与文字的表达，但是，它缺少文学艺术的创造精神，它却不能算是文学。也就是说，隶属于文学范畴的语言与文字应该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语言和文字，是一种包孕着作者用意和匠心的语言和文字，是一种有着丰富内涵与旨趣的语言和文字；而这种语言和文字并不是仅仅拘泥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语言和文字。
其次，中文系的教学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国语言文学课程的教学也曾有过很多成功的经验，如强调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熟记熟背，强调对学生进行炼字和写作的训练等，这些举措都能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老师指导学生写作，学生自觉地从事文学创作实践，这样的成功范例也屡见不鲜，鲁迅、朱自清、叶圣陶、沈从文等都是认真指导学生写作的典范，俞平伯、端木蕻良、卞之琳、汪曾棋、刘绍棠等都是在大学就开始写作，就已经显露出创作才华的先锋。会写会说应该是中文系学生的长处与特色，会写即是书面的表达能力，会说即是口头的演讲能力。或许有人会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班”。但我们认为，从中文系走出来的学生至少应该是“半个作家”和“半个演说家”。排除了此二者，中文系的学生就有什么专长可言！
第三，中文系的教学应该训练学生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众心理和社会理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因而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格局。在中国漫长的岁月里，“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敢笑的。”[13]“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发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反帝”与“救亡”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豪情壮志；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美好家园”的愿望上升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和“发展”则是全社会的思想主潮。现在已经步入了新的世纪，先进科学技术的诞生需要众多科研工作者的合作，需要科研工作者们付出创造性的劳动；科学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更是需要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参与，需要他们对已有的科研成果进行第二次改造，因而，“和谐”与“创新”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旋律。中文系的学生要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努力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另一方面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去感悟这个时代的精神，去书写这个时代的精神，去张扬这个时代的精神。
第四，中文系的教师和学生要自觉地掌握新的表达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蒸气机的发明，使机械印刷代替了手工抄写；电动机的诞生，使屏幕上的人的图影活动代替了舞台上的人的真身行为。机器和电流使文化人从繁琐的手工抄写和繁复的舞台做工中解放出来，都曾推动过文学艺术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数字信息时代，新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表达工具，如电视媒体、移动通讯、网络技术、数字图像等。中文系的学生应该熟练地掌握这些新的技术，用这些先进的技术作为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手段。其实，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产生，文学艺术的实践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如电视台站的建立，使屏幕上出现了“电视文学”；手机的大量使用，使社会上出现了“短信文学”；互联网的全球性开通，使网页上出现了“网络文学”。中文系的教学要使学生掌握这些最新的表达技术，使学生成为最新的文学样式的弄潮儿。
王立娟等几位同学的习作正是中文系学生积极参加文学实践的结果，所以，我非常愿意向编辑、向读者推荐这5篇习作。不过，当代大学生的文学实践还应该借鉴和使用新的表达技术，还应该彰显更明确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如果中文系的教学践行了如此的思路和策略，我相信中文系一定会成为一个于学生喜爱，于学术有益，于社会有用的专业。
注释：
[1]段建中：《用不着上中文系》，http://blog.sina.com.cn,2007年3月30日。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卷，第9页。
[3]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黄埔生活》，第4期（1927年6月12日）。
[4]杨家英：《是‘修辞’，还是‘表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上海市教委：《2003-2006年度上海市普通高校本科就业率较低的专业科类一览表》，《东方早报》，2007年7月16日；http://info.edu.sh.cn, 2007年7月16日。
[6]佚名：《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前景的调查报告》，http://eie0101.student.gdcc.edu.cn, 2007年10月18日。
[7]西北客：《写给中文系学生：你为何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http://y.sina.com.cn,2005年12月26日。
[8]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9]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10]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11]吕不韦：《察今》，《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
[12]陈子展：《雅颂选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199页。
[13]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论语》，第25期（1933年9月16日）。
刘为钦，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小说理论，曾经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动态》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