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丝》第四十八期开始，周作人以“子荣”为笔名，发表“茶话”，第六十三期开始，文章署名改为常用的“岂明”，并以干支计数，到九十六期《茶话癸》为止，共十九则。“茶话”有小引解题曰：“茶话一语，照字义说来，是喝茶时的谈话。但事实上我绝少这样谈话的时候，而且也不知茶味，——我只吃冷茶，如鱼之吸水。标题茶话，不过表示所说的都是清淡的，如茶余的谈天，而不是酒后的昏沉的什么话而已。”首次揭载的“茶话”为《保越录》与《芳町》：前者抄录徐勉之《保越录》中记述明兵暴行的几则；《芳町》谈日本的芳町与川柳，文中征引了中野三允的《古川柳平释》，查周氏日记，1925年9月2日收到此书，《茶话小引》作于9月16日，而文章发表于10月12日，应可推测本文是收到书后不久的作品，是读书笔记一类随手写作的“小文”。其余“茶话”如《明译伊索寓言》、《遵主圣范》、《塞文狄斯》、《和魂汉才》、《回丧与买水》、《爆竹》、《再关于伊索》、《艳歌选》、《心中》、《马琴日记抄》、《文人之娼妓观》、《菱角》、《疟鬼》、《耍货》等，写法与此相类，因读书而作抄录古今中外文章，既谈玄远的风俗掌故，也发讽时刺世的议论。确实清淡如“茶余的谈天”。
周作人曾在《晨报副镌》写作“自己的园地”和“绿洲”两个专栏，前者以文艺批评为主，后者则在文艺批评中夹杂读书笔记。《绿洲小引》中说在单调而无聊的生活与工作之外，“偶然也有一两小时可以闲散的看书，而且所看的书里也偶然有一两种觉得颇惬心目，仿佛在沙漠中见到了绿洲（Oasis）一般，疲倦的生命又恢复了一点活气，引起执笔的兴趣，随意写几句，结果便是这几篇零碎的随笔”，在这里，读书更私人化，读书笔记更具个人色彩，而“自己的园地”中的文艺批评色彩渐淡，因此有论者认为“可以把‘绿洲’视为向《雨天的书》写法的一种过渡，其中趣味的分子似乎偏重一些”，而比较“绿洲”和“茶话”可以看出，“茶话”篇幅更加短小而“趣味”更加浓厚。“绿洲”多是对所读书籍的介绍摘引，往往引起对现实社会的意见批评，而“茶话”中很少直指现实，即使有感而发，也往往含蓄委婉，只偶尔以一两句点睛之笔言明，到“茶话”后期，读书更多引发的是对童年往事与故乡风俗的回忆，离现实人事愈远。“绿洲”中有一篇《玩具》，由一本《日本玩具集》起始，谈“玩具之古董的趣味”，“古董家”或曰“好事家”的可贵，玩具对大人的意义，最后感慨中国人对玩具的冷淡，这不仅是儿童的不幸，也意味着中国人“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的缺失。“茶话”的最后一则《耍货》，恰可与之对照。《耍货》开篇接连抄录《湖雅》卷九《器物之属》中关于“耍货”一节，与《通俗编》卷三十一《俳优类》中《泥孩儿》一则。然后以较长篇幅回忆童年所见玩具。此外，“茶话”抄录谈论的书籍渐多“古”的成分，既有中国古代笔记，也有日本的古典文学与古希腊诗歌，且多以文言翻译引文。写作“茶话”时，周作人正因“女师大事件”以及稍晚的“三一八”事件身处与“现代评论派”的激烈笔战中，但也在此时，周氏屡屡表示出对干涉现实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厌倦，不满自己“满口柴胡，殊少温柔敦厚之气”，希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茶话”便是在此心态下进行的一种文体探索，“茶话”借鉴古代笔记文的写法，又在语言中融入文言，引文中也有大量古代笔记的文本，可称三十年代笔记文创作的前身。
但正如周作人自陈，他的文章往往“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茶话”许多篇章依旧抨击着“伪道德不道德”。《回丧与买水》、《花煞》中所记风俗似乎古朴有趣，在作者看来实际是现代生活中潜伏的野蛮思想之体现。《文人之娼妓观》抄录中外文人有关娼妓的文字，则以作者向来秉持的人道主义的妇女观为文章的思想内核。再如《耍货》，文末补记范寅一节，看似无意，实则范寅采童谣造轮船，正是周氏提倡的“既不求法，亦不求知”，“努力学玩”的生活之“道”的体现。舒芜曾指出，周作人小品文的生命仍在于思想内涵，写作小品文只是改变思想评论和文学评论的方式。“茶话”也是如此，传统的写作模式并不影响现代观念的传达，在雅致的文字背后，依旧可见作者鲜活的面目。
“茶话”后期，周作人开始写作“酒后主语”，《小引》中说：“前朝有过一种名叫《
茶余客话》的书，现在就援例题曰《酒后主语》罢。”《
茶余客话》是清朝阮葵生所著笔记，以辑录琐闻为主，间有考据。在清朝大量笔记杂著中是较有名的一种。周作人这里说“援例”，是有意将古代笔记置于自己写作的背景，“酒后主语”模仿古代笔记体例，也是一种笔记。但“酒后主语”不仅和传统笔记的写法大相径庭，与“茶话”的清淡也截然不同，倒很像是与之相反的“酒后的昏沉的什么话而已”。总共九则“酒后主语”，以杂感为主，即使有读书笔记也是针砭现实的读书杂感，而写作“酒后主语”的同时，“茶话”还在继续，“茶话壬”《菱角》与《疟鬼》两则与《读〈改造〉》一同登载于《语丝》九十二期，《菱角》篇幅较长，因买菱角而特意翻查正在读的笔记《湖雅》，抄录讲菱角的两则，再回忆故乡的菱角，又抄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窃菱事，最后记“醉大菱”的制法与供灶君的风俗。《疟鬼》篇幅较短，但写法相似，抄书与个人化的叙述相杂。而《读〈改造〉》直斥日本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与废帝溥仪的复古腔调。篇幅短小，锋芒毕露，很像后来“闲话-随感录”系列中的读报杂感。
“茶话”和“酒后主语”是周作人心中“两个鬼”的争斗外化于文字的结果，它们的区别只在风格的不同。周作人并没有被笔记文的形式束缚住手脚，而是大胆运用古代文体，并在其中浇筑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根源在于他特殊的文体观念。
从文学革命肇始，白话文言之争便是新旧两派争论焦点，而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等文中，一直将论述重点落在著作态度与思想内容上。《国语改造的意见》和《国语文学谈》中将文言纳入新文学语体建设的可利用范畴，而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更明确指出思想与文字未必有必然联系，并不因为采用白话便可杜绝荒谬思想。正因语体与思想可以分离，只要思想健全态度真诚，文言就可以自由运用，而不在打倒之列。周作人首先在语体层面将古代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发展谱系中。之后又由语体上升到“风致”与“情趣”：“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理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三十年代后，周作人写作的笔记文因采用文言形式越发古意盎然，对此他声称：“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人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我看人家的文章常有一种偏见，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写时也是如此。在家人也不打诳话，这些文章虽然写得不好，都是经过考虑的，即使形式上有近似古文处，其内容却不是普通古文中所有。”周作人将“分子句法”、“形式”与“意思”、“思想”、“内容”层层剥离，抽离出最抽象的趣味态度风致等概念，在这个抽象的层面找到今古的一致之处。正因为文体（包括语体）与思想是割裂的，文言或古文形式也就不会影响现代思想与情趣的表达。
正如周作人希冀调和古今中外文化，再造新汉族的文明，在《语丝》时期再造散文新文体时，因认为文字与思想可以不相干涉，周作人选择了古代散文中的笔记文体，在无深意的笔记小品报端文字中搜寻可供使用的材料，通过摘引与重新解读表达己意，在古文的样式下自由写作，并不为形式所拘，并进一步将嬉笑怒骂的杂文融会于笔记文的写作中，为现代散文提供了新的样式。同时，周作人的笔记文写作与他理论上的提倡一道，使得古代散文作为现代散文的源流，进入散文作家的视野，焕发出新的生机。
程天舒，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