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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习惯于形容中国修辞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那是因为“修辞活动或者说修辞技巧，早在语言文字刚产生时就随之产生和被运用了。”[4]说它年轻，那是直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陈望道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一批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继承古代修辞学的优良传统，借鉴国外语言学、修辞学新理论，构建起了符合中国语言运用实际的修辞学新体系，《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才宣告了我国现代修辞学的诞生。
       现代修辞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修辞学会的诞生，获得了举世瞩目、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为新世纪修辞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学科越发展，研究越深入，这期间产生的疑难和困惑也就越来越多。
       那么现代修辞学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现代修辞学是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从语言和言语区分的角度研究语言修辞手段、修辞方法和整个言语修辞规律的现代语言学科[1]。它是从西方古典修辞学发展而来的，但有别于西方古典修辞学。
       一、语言功能的统一
       西方古典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都把人类看作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口头使用上，而现代修辞学主要的兴趣是在符号上，在相互交际时把理性和感情结合起来[5]。这一观点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在产生知识或信念时所起的作用以及语言与认知大脑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伦理学和认识论的著作，表明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类大脑具有强大的创造能力。他认识到人有使用符号的能力，以及他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可以传递对世界的各种评价的中介。当然，现代修辞学理论也把语言规定为修辞学的基础，Burke的论断就表明了这一观点: 修辞学是扎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之中，这一功能是完成实际可行的、并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内容;使用语言作为在人类中诱导合作的符号方式，从性质上来说是对符号的回答。I.A.Richards，Chaim Perelman和Wayne Booth等人也对语言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但是，亚里士多德和现代修辞学家对于口语/书面语的历史和方法论之区分的理解，受到了20世纪演讲、语言学、哲学和英语系分化的阻碍。尽管有了诸如Walter Ong，Kenneth Burke和Jacques Derrida等人的研究成果，但是演讲和写作之间许多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而且对于某些情况还没有进行过研究。
       二、方法论的统一
       两种修辞学都提供了一种有机的方法论，使演说家和听众都能共同获得知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演说家和听众进入知识阶段，经过语言的中介作用后，他们与世界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便有了一种明确的界定; 现代修辞学的主要观点:占主导作用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一定要修辞学在没有任何明显关于认知者和已知世界的理论的条件下起作用。
       人们已经研究过亚里士多德关于三段论省略式的概念，以及它在逻辑、人格和情感方面把演讲者和听众结合起来以寻求能产生行动的各种知识的方式。在现代修辞学理论中，尤其是在Kenneth Burke的理论中，修辞学提供了各种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人们可以与其他人取得同体性，也可以通过动机的属性了解那种同体性[2]。同样，Chaim Perelman的修辞学体系也把修辞学规定是演说家和听众获取知识的一种过程。笔者认为，把修辞学看成是创造性的或认识论的观点，必定是任何一种能独立发展的、有机的修辞学的特点。
       诚然，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把修辞学的作用减少到是一种对部分的命名或是一种文体风格的修饰，这样一些对修辞学的看法是许多修辞学理论的特点。但是，这一个基本的相似点不应该掩盖住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正如人们所知，这一区别涉及到的不是对人的观念、证据的性质、演讲者——听众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修辞学的目标。这一区别涉及到的是知识的性质和地位。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知识可能是属于必然的，也可能是属于或然的。对必然的或普遍的认知的知识，是在理论的或科学的范畴中起作用。与柏拉图分道扬镳之后，亚里士多德允许有另一种知识的存在，即或然性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了解或然性现实的方法。所谓或然性现实就是指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化是这一世界的特征，并也是对这一世界的限制。修辞学的范畴局限于或然性现实。语言、思维和或然性现实之间的关系，构建在一种把现实规定为独立于认知者认识论的基础之外。总之，修辞学使用思维和语言来形成判断，作为在这一世界中的行动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那种或然性现实的世界，虽然其本身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但还是可以通过系统地运用智力的方法来加以认识的，因为那种现实被认为是渗透着稳定的基本原则。现代修辞学理论没有这样一种完全自信的认识论作为其基础，知识也没有这样一种被清楚界定的地位。事实上，美国新修辞学家们对知识的性质分歧很大，尽管他们一般都认为人类具有传递那种分歧的能力。因此，在现代，思维、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被认为不是构建在一种独立的、可界定的、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是构建在认知者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且，现实并没有被发现多少，或者可以被发现多少，因为它是构建在思维和语言的相互影响之中。虽然现代修辞学家们缺少一种完全有系统的理论，但是Kenneth Burke，Richard Weaver和Wayne Booth却对这种相互影响的修辞学作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各种学科中的研究也表明，“我们必定可以从我们之中的一个中心看到整个(宇宙)世界，并用一种被人类交际时的急迫要求所形成的人类语言来描述它。任何想从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中把我们人类的视角消除的试图，必定会导致荒唐的结果。”
       三、信息功能的统一
       两种修辞学都有能力对无数相关领域的活动进行澄清和提供信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把修辞学作为一种艺术来构建，并把它清楚地与知识的所有领域联系了起来。尽管现代修辞学家们也做了许多努力，但是他们还是缺少任何有系统的、被公认的理论来对当前的实践提供信息[3]。修辞学以语言为基础，修辞学具有把演说家和听众结合起来发现共同知识的能力，这些也表明了古典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之间第三个引人注目的相同点: 两种修辞学都有能力对无数相关领域中的活动进行澄清和提供信息。通过把修辞学确立为辩证法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便把修辞学与其他知识领域联系了起来。
       修辞学、诗学和伦理学都涉及到关于或然性的知识、变化的现实。因此，修辞学在处理无法得到确定性的任何领域之中的复杂问题时必定是有用的。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为信念、语言和行动确定了一种理论的关系。伊索克拉底、西塞罗和昆提利安都适应了这种理论并把它付诸实践。从昆提利安时代开始，修辞学史上就出现了范畴的缩小、功能的划分、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出现戏剧性的分隔。修辞学范围缩小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Peter Ramus把觅材、取材和构思布局划归逻辑学，这样修辞学的研究内容只剩下了文体风格。直到哲学家们开始重新把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是创造意义的活动时，修辞学才有机会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地位，才有机会为教育和普遍行为提供信息。国内外的很多学者认为现代修辞学的特点是理解、共享和双向交际，尽管他们已认识到在修辞学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了脱钩和在修辞学学科中出现了严重分歧的情况。
       四、结语
       西方的古典修辞学理论在修辞学史上的继承和发展包括承袭与补充、因袭和发展，也包括挑战或否定。针对已达到新高度的21世纪修辞实践，在如何更好地对语言操纵性使用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胡曙中. 美国新修辞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2-24.
       [2]胡壮麟. 理论文体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87-90.
       [3]胡曙中. 英语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66-68.
       [4]易蒲，李金苓. 汉语修辞学史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5]王德春. 现代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32-40.
       陈光添，男，广西药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