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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是作者经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以及对题材的处理和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从读者角度看，正确无误地把握作品的主题是正确理解作品、乃至正确认识作者的重要手段。苏轼的《前赤壁赋》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尤以“表现作者身处逆境，却能忘却一时得失，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前赤壁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影响为最大。这种“随遇而安"说，曲解了《前赤壁赋》所要表达的主题。
       《前赤壁赋》彰显主题的主要材料有三：“歌‘明月’之诗，诵‘窈窕’之章”；“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主客问答。
       “歌‘明月’之诗，诵‘窈窕’之章”是互文现义手法，因此可判断苏轼当时吟诵的是整首《诗经·陈风·月出》篇。《月出》篇分三章，这三章中每一章可分两层次，如第一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为第一层,“劳心悄兮”为第二层。前一层反复描绘美人的美好恣态，（佼人：美人）后一层反复描绘思慕者的忧愁不安。那么《月出》中的“美人”指谁呢？我们可从明末清初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金圣叹的批注中推断。金圣叹在《前赤壁赋》中“望美人兮天一方”后批注：“美人，君恩，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恩也。”古代诗文中以“美人”喻君王也不乏其例，如《楚辞·九章·思美人》王逸注：“此章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达。”苏轼赤壁泛舟，一出口吟诵的不是别的而是“明月”诗，足见苏轼当时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明月”诗所表达的情感是相通的。结合苏轼写作《前赤壁赋》的背景看，“明月”诗中的“佼人”喻指宋神宗。因为在苏轼看来，自己的不幸，是小人进谗的结果，而宋神宗于己是有知遇开释之恩的。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苏轼在朝为官时曾当面指责宋神宗，而宋神宗不以为忤，反望苏轼“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明月”诗中思慕者的“忧愁不安”指北宋当时的内忧外患。变法导致党争，党争导致相互倾轧，苏轼本人就是党争受害者之一，这是忧；西夏不断入侵，这是外患。就在苏轼写作《前赤壁》的上一年，即元丰四年（1081年），宋廷五路伐夏战役遭惨败，损兵折将近30万，这对一直抱着扭转宋室积弱局面愿望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边患日殷，国事不堪，自身又遭废弃，他心中这个苦闷，可就茫无边际了。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来游赤壁，以排遣内心苦闷。他与客乘清风，浴明月，泛舟大江，飘飘欲仙，确也得到片刻逍遥，但他绝不会像躬逢盛世的李白那样纵情山水，沉醉于自然；也决不会像喜获殊荣的孟郊那样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对于忧国伤己的苏轼来说，他的快乐只能是短暂而无法长久的；只能是适度而不能恣情的。所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怡人景色就难免触及到内心深处的隐痛，从而“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因此他既怨恨诬陷他的人，又盼望他能被宋神宗重新启用，所以他借“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来抒发自己的报国之思。这种报国之思应该说是苏轼在贬官黄州期间的主要思想。苏轼在《与李公择书》中写道：“我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遇事有可遵主择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与滕达道书》中写道：“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在《答李琮书》中苏轼不仅提出了平叛方略，而且在信尾对李琮说：“此非公职事，然孜孜寻访如此，以见忠诚体国，知无不为之义也。轼岂可以罪废不当言而止乎？”
       志存忠义是需要有思想基础的。苏轼贬官黄州期间对自己忠义思想的表述，除了自己从小饱读诗书，深受儒家忠义思想的熏陶外，还得益于宋神宗对他的赏识。我们略查《宋史·苏轼传》就可看出至少有三处可为明证。“御史李定……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未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圭、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苏轼重被启用后一直官至翰林学士，一次宣仁太后问他何能官至翰林学士，苏轼不解，宣仁太后曰：“此先帝（宋神宗）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心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我们从上述三则材料中可看出：爱才、用才是宋神宗对苏轼的一贯方针。这也是苏轼在《前赤壁赋》中高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来倾诉自己报国之思的原因。
       苏轼歌罢“望美人兮天一方”后，就对客人吹箫进行了一番描写，从而引出主客问答的内容。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是对苏轼的“望美人兮天一方”的音乐诠释，也是对美人的诉怨和倾诉、对美人哭泣诉说的具体内容的音乐表现。
       在山水背景无法消愁而又最终在不经意间引出自己的忧思哀绪之后，“客”的一席揪心言论就扑面而来。客人的言论中提到两位英雄人物——曹操、周瑜。苏轼在同时期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提到周瑜，可见其对周瑜少年得志，有所作为是多么倾心与仰慕。这是我们读《前赤壁赋》不应轻易放过的地方。因为对周、曹这些英雄人物的仰慕与下文写自己悲从中来是互为因果的，往往越执著、越仰慕，才会越是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同时我们从这种仰慕中还可以看到被贬黄州，身处人生逆境中的苏轼胸中的那颗不甘沉沦，要奋发向上，建立人生宏伟大业的心。虽然“而今安在哉”一句引出了“哀吾生之须臾”，但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吾生”并不仅仅指苏轼自己，而是指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面对这样的事实和矛盾，人只有把这种遗憾托之于千载悲风了。
       然而苏轼之为苏轼，不光是他能“入乎其内”地深刻感受人类无法逃避的忧患意识，把它表现出来，更在于他具有“出乎其外”的过人的超然的一面。
       客人倾诉完苦恼之后，苏轼以主人回答的形式，紧扣水和月展开了富于哲理的议论。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它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月初虚，但千万年来，它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反过来说，从“变”的角度看，人和万物一样，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与我都是无穷无尽的。“物与我皆无尽也”中的“我”，既是“小我”，也是“大我”。“大我”指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一个具体物体的生命一样都是极为短暂的，但同时又是永恒的。因为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你我都是活生生的人；由于我们的存在而感知，亨受到了天地万物的存在与乐趣，这岂不是抓住了现实便抓住了永恒吗？因而结论是“而又何羡乎”，这就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身之须臾”不仅不必要，而且完全是杞人之忧，自寻烦脑，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哀吾生之须臾”不仅不能成为“哀”的原因，相反，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才倍感“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一句话，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和理解生活。由上述分析可见，苏轼的世界观并非完全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用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以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
       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尽管还以儒家的忠义自励，胸存浩然之气，但其思想中渗入了佛道思想，外儒内佛。这种外儒内佛的体现就是以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融合佛家乐观旷达之襟怀，入世而超世，执著人生，又善处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伟业，无论穷达都在精神领域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自由。这种外儒内佛的人生态度在《前赤壁赋》中的主客问答内容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前赤壁赋》使用的主要材料反映的思想内容上看，《前赤壁赋》基本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由“诵‘明月’之诗”到“望美人兮天一方”，这一部分主要是表现苏轼在逆境中仍思忠君报国；后半部分是由箫声而主客问答而“客嘻而笑”，这部分主要体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逆境中仍热爱生活，这需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对苏轼来说，这种坚定信念的核心是作者贯穿一生的忠义思想。所以这两部分的关系是前因后果关系，因而我们可把《前赤壁赋》的主题思想归纳为：抒发了作者身处逆境仍不忘忠君报国，以及由此而激发的热爱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旷达情怀。
       朱季远，男，四川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