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
       当我们巡视世界艺术的画廊时，会发现有许多不朽的人物典型是属于戏剧的。哈姆雷特、罗密欧、朱丽叶、夏洛克、阿巴贡、达尔丢失、娜拉以及中国戏剧中的窦娥、红娘、杜十娘、陈世美等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形象都出自戏剧家之手。这说明戏剧家和小说家一样，都把塑造人物形象看作是艺术追求的目标和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因为不朽的作品总是同不朽的典型紧密相连的。很难设想没有达尔丢失会有一部《伪君子》，同样，《悭吝人》之所以著名，正因为有了一个阿巴贡。判断一部戏剧作品是否成功或一个戏剧家的成就高低，最终要取决于人物，因为“人物是一切好戏的根源”，单靠情节的曲折离奇，虽然也能风行一时，但“一部戏的永久价值却在于人物塑造。“这不仅被无数戏剧史的事实所证明，也被曹禺的创作实践所证明。曹禺的戏剧大都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但都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他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的戏剧创作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他把主要精力用来“写人”。他说：“我看戏，读书文艺作品，我所注重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他的戏是靠真实生动、鲜明活脱的人物形象征服读者和观众。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他完成了不同类型，不同性格，广泛而众多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成绩斐然。在他的笔下，地方官、资本家、官僚、小职员、交际花、医生、学者、工人、农民、学生、茶役、妓女、流氓等各式人物；专横、自私、卑劣、虚伪、逢迎、倔强、嫉妒、善良、天真、柔弱、放荡等各种性格，无不以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风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他所塑造的蘩漪、陈白露、愫方、周朴园等形象与矛盾、巴金、老舍这些艺术巨匠笔下的吴荪甫、觉新、祥子、虎妞等形象一样，光彩照人，各具风韵，且更值得称道。下面我们来探讨曹禺《日出》中的女性陈白露的形象。
       二
       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日出》比《雷雨》有了明显的进展。它从带有社会的“社会悲剧”，进到反映社会两极的“社会悲剧”，题材扩大了，反映社会的广度扩大了。它所选择的已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纷争，而是中国都市生活的面貌。《雷雨》中出现的血缘纠葛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大鱼吃小鱼阶层之间的生死搏斗，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如果说《雷雨》对旧家庭、旧社会的罪恶批评还只是旁敲侧击的话，那么《日出》则是对腐败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正面抨击，深刻揭示了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罪恶的实质。如果说《雷雨》对旧制度只是愤怒不满的话，那《日出》对旧社会给予了彻底的否定，甚至不惜以“予及汝偕亡的精神，与旧制度同归于尽。作者的这一创造态度使《日出》的战斗性、现实性也明显加强。而《日出》的女主人公陈白露则有了不同于《雷雨》中的蘩漪、《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的意义。
       尽管作家说“在《日出》里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但是陈白露的形象仍然是全局的中心。
       从《雷雨》到《日出》，已经显示出曹禺是一个特别关心妇女生活命运和地位的作家。尤其是那些曾经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洗礼的知识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突出位置，这种情形不是偶然的，这不但因为他亲眼看见过多少蘩漪和陈白露式的妇女，也是因为这些“解放”出来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在当时社会中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鲁迅就曾经深刻地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课题，并在小说《伤逝》中通过子君的形象探索了这些愤怒的悲剧命运和道路的问题。从蘩漪到陈白露的形象，似乎是作家一个深入探索知识女性命运的过程。如果说，蘩漪是一个在封建买办的家庭中，被逼成乖戾、逼成疯狂，使一个渴望自由的妇女陷入悲剧，那么陈白露则是走进社会，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逼迫和毒害下坠入悲剧的深渊。当作家把陈白露放到社会中探索她的悲剧命运时，就较之蘩漪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更加深刻更加广大了。
       陈白露的性格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各种因素，各个侧面，有机地连在一起，使他的性格呈现着丰富的内容。这是多么矛盾的性格啊！作为一个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以至于有人说她是“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但是，她的确厌倦了那“发疯了的生活”，嘴角上总挂着嘲讽，她聪明但又糊涂；她骄傲自负但又软弱，有时看来她对生活的态度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有时做起事来又格外认真。她虽然陷入了“生活的桎梏”，但仍然眷念着青春，心中仍有不熄的诗情……她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这种复杂的性格是搅得人眼花缭乱，有人干脆骂她是“灵魂完全堕落的交际花”，也有人说她是“折断了翅膀的鹰”，各种说法，都有各自的根据。但我们认为，她是“美丽的堕落”、“堕落的美丽”，她的复杂性格的形成是因为有它复杂的现实因素，同时也有它形成的过程。
       陈白露，过去叫竹均。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从小和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并且有着一个女孩子的纯洁的心灵。她爱霜的洁癖，很能说明她那时纯真而清高的性格。她聪明、爱美、骄傲、任性。她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还当过社交的明星，当过几个慈善机关游艺会的主办委员。她的美丽、聪明、才能都给了她以自信。突然，她的父亲死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个挫折，无疑在她人生道路上划出了一个阶段。如她说的：“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的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了不死。”这样单枪匹马地一个人闯出来了，获得了成功，无疑使她自负，也使她相信了个人奋斗的力量。恰好在这里，使她产生了误解。当她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时，实际上是别人利用了她的美丽和聪明。因此，在她的骄傲中，她有对自己聪明才干的自我欣赏。她有一句格言：“我喜欢春天，我喜欢青年，我喜欢我自己”这三者结合起来，是这位自由的女性心灵的自然流露。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自我陶醉的诗。她崇拜她自己了，这里正潜伏着悲剧的危机。
       尽管她在影坛上在舞场上曾经风流一时，但她还没有失去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天真的幻想。她在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位意中的情人。她同诗人结合了，不久她又与诗人分手了。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同诗人的思想、性格乃至爱情观有着分歧。在陈白露看来，“她是个最忠心的朋友，可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她对婚后生活觉得“渐渐不新鲜了”，“结婚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妒忌，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为什么陈白露产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是因为她追求的就是一种“盲目的爱情”。是她爱情的幻想破灭造成了他们的分离，这与子君是不同的。所以陈白露的悲剧具有精神悲剧的特点。
       但是，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生活道路是严峻的。她既然没有同诗人去走追求希望的道路，她自以为凭她的聪明美丽还能“闯”出路来。但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我们在看到她时，她已经不是顶红顶红的交际花了。就其出身、教育、性格和追求来说，她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但是实际上她又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造成她性格复杂性的现实根据。一但在这条路走下去，她就会越陷越深。成为她“习惯的桎梏”，同时也就使她越来越深地陷入内心的痛苦之中。
       在方达生没来之前，她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掩盖她内心的痛苦，“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在热闹中解脱寂寞，在享乐中消磨时光。方达生到来，对陈白露来说，是她陷入堕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激起她内心的激荡，使她的精神矛盾突出起来，加剧了她灵魂深处的斗争。他对这个竹均时代的情人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娇态和柔情。她对霜、对春天的赞美，显现着竹均时代的稚气和天真，这是在特定条件下激起的一时的诗意兴奋。
       方达生以为能轻易地把她拉回来，他哪里知道，他心中的竹均已经在堕落的路上走了很远很远。她深知自己已被那腐朽的生活紧紧地拴住，她已经摆脱不开对钱袋的依赖。这叫方达生失望了，当他执拗地要求陈白露嫁给他时，她回答说：“我问你养得活我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旦毒害了她，就像怨鬼纠缠住她的心灵。于是方达生指责她的放荡堕落；她为自己辩护，似乎很自负，很倔强。但是在她的辩词中却又饱含着辛酸和痛苦。陈白露是一个在个性解放道路上经历过一段历程的女性。尽管身陷罗网，她仍然打心眼里热爱生活，渴望自由，这样就更加深了她的精神悲剧。
       鲁迅曾说：“人生最苦痛的梦醒了就无路可以走。”陈白露就经历了这种痛苦。惊醒她的梦境使她感到痛苦的有两个外部因素；一是方达生的到来，一是“小东西”的出现。本来，她正在醉生梦死中得过且过，但作为昔日情人的方达生的到来，使她那已经麻木的神经复苏了，重新唤醒了她对纯真童年生活的回忆，产生了对生活的新的希望，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因久困笼中，虽然振翅高飞，而终于欲飞无力了。她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的认识每清醒一分就增加一分痛苦，越清醒就越痛苦，越回忆起过去生活的纯真和美好，就越产生对现在那种醉生梦死生活的厌倦，因而也加剧了内心的痛苦和斗争。
       如果说，方达生的到来唤醒了她对美丽过去的回忆，那么“小东西”的出现以及惨遭不幸，则使她预想到了未来命运的可悲。她同情、掩护“小东西”，不只是出于同情弱者的正义感，显然也有某些同病相怜的因素。“小东西”暂时得救后，她一度产生了无比欢欣和痛快之感，因为她在毫无意义的生活中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由此还产生了对太阳、春天生命的激情。没多久，“小东西”在恶势力的威逼下饮恨自杀，陈白露对自己的命运也绝望了，她感到太阳、春天越来越远了，而且日益向自己逼近的则是无边的黑暗和寒冷的冬天。她看势力，使她挣脱不了遍布各地的无形的罗网，于是她选择了死，只有死才能最终解脱痛苦。她不是死于贫困，不是感到了黑暗势力的强大，即使像“小东西”那样倔强不屈的挣扎也无济于事。她感到前途茫茫，无路可走，已经清醒了的认识又不允许她重走回头路，她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新的抉择。再继续过着那难堪的丑恶的堕落生活吗？她不愿意了。跟方达生走吗？她看不出有多希望，不相信会有其他的出路。她感到处处都有大大小小金巴的死于折磨，不是死于强暴，而是死于绝望，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死于觉醒！这确实如以重锤击向读者的心窝。
       对于陈白露的自杀，从来就有争论。有的说“她应该死去”，也有的说是“作家把她送向死亡”。这的确涉及如何理解陈白露的悲剧实质问题。
       在作家看来，一个美丽、聪明，有着才能的知识女性竟然堕落为一个交际花，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作家并没有停留在这点上。他又认为像方达生、陈白露都是痛心疾首地厌恶那腐朽的环境，都想有反抗。的确，陈白露曾经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她渴望自由和爱情，她特别欣赏自己的青春、美丽和才干，她还曾经一个人去闯过人生。但是他失去了爱情，失去了自由，却走到了一条与自己愿望和追求相反的道路上。尽管他的悲剧总的根源是黑暗社会造成的，但是，她单凭个人去闯，去奋斗，去追求个人幸福和盲目的爱，结果却闯进堕落的泥潭里。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死在她曾信奉的个人奋斗，个性解放的哲学上。她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个人奋斗的哲学，这既是她悲剧的结果，又是她悲剧的原因。正是在这样深刻的描绘中，作家揭示陈白露的悲剧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自由的女性的悲剧。客观的表明：脱离社会去追求个性的解放，脱离开群众的斗争单靠个人去闯是没有出路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知识女性的道路问题。
       三
       曹禺说：“一个剧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才好。一个写作的人，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种种大问题，要有一个看法，作为一个大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然，尽管掌握了很多很丰富的生活积累，但他没有一个独立的见解，没有一个头脑运用这些东西，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悟出一个主题来，那还是写不出一个深刻的作品。”曹禺先生凭着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观察和体悟，为我们创造了陈白露这样一个光辉的艺术典型。陈白露美丽却走向了堕落，而在堕落之中，我们却发现她身上没有如此多的美的因子。曹禺的创作还证明了，人物性格的鲜明和复杂是并不矛盾的，有单一、纯粹的鲜明，也有丰富、复杂的鲜明。成功的形象总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日出》中的陈白露也是这样。无论作者、读者和观众，几乎都认为陈白露是一个值得同情又应该批判的充满矛盾的人物，但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又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
       徐琳，武汉关山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