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他的政治仕途并不顺利，甚至说很失败，但是这都无碍于他的政治思想的伟大。孔子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
论语》一书中，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以仁德为根本，以礼乐为依托，以贤人为保障的政治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庞大而系统、高深而实用的思想体系，笔者不敢妄自菲薄，随意穿凿，因此单就《
论语》中的人才观发表一二浅见，以贻笑方家，为我们现代人所注意。
首先，孔子对人才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认识。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道是封建士人毕生追求的真理，它指引着君主、人臣的思想行为方向，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信念。然而，没有人，尤其是没有具有才能的人，道是不能够发扬光大的。道之兴废在人，世之兴废也在人，而不在于道。人与道比起来，人的作用还是大的。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按杨伯峻《
论语译注》：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因此说道：“（常言道）‘人才不易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人才最兴盛。然而武王十位人才之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只是九位罢了。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商纣称臣，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尧舜时代是古代的理想中的盛世，称得上人才的不过五人，而强大的周朝也不过有十位人才而已。由此可知，人才之可贵。当然孔子这段话重在颂扬周朝的仁德，他的轻视女人才能也是不可取的。对于那些身居显位不举贤才的人，孔子是非常鄙视的：“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
人才如此重要，我们又要怎样推举人才呢？这是孔子的又一重要人才思想。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由于古代没有完备的人才选举制度，官职的委任只能依靠当政者的举荐。因而当政者推举人才成为了他任职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衡量他的执政能力的一条重要标准。那么究竟怎样推举到有才能的人呢？孔子认为先举荐你所知道的贤才，而后你所不知道的贤才自然回来投靠你了。“近者说，远者来”（《子路》）固然先举荐你所熟悉的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离所需要的人才相差太远。但是你却树立了一种求贤若渴的态度，这种重视人才的态度必定会吸引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人才来到你身边。千金市骨，燕昭王尊郭隗为师是也。当然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之法，各举贤才且不论选才之能力标准，单就人才亲疏，就容易产生朋党帮派，乱自内生。贤才之选拔任用，应该有一套完备、科学的机制。但是考虑到孔子的政治是一种贤人政治，是仁德为本的政治，贤人举贤人是它的应有逻辑，出现朋党那是后来贤人政治的畸形发展，这是孔子所料不到的。
人才的标准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自然不能就其中的一条去衡量所有的人才。这就面临着选择的困难，但孔子自有他的标准。首先，孔子认为选才要不问出身贵贱，唯德才是举：子谓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犂牛指毛色驳杂的牛，乃种类低劣之牛，这种牛在讲究极严、程序极繁的古代祭祀中是万万不会用的。騂且角指赤色而角周正的（牛），这当然是一种优良的牛，完全符合祭祀牺牲的条件。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仲弓德才兼备，但出身低贱，故常自卑。孔子在这里用騂且角的牛来比喻他，预言他必将大用于世，毋以父为贱人而自卑。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反应了孔子公正平等、不拘一格的选人标准，这在封建宗族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宪问》）公叔文子能推荐家臣于朝廷，使他能与自己同为公朝之臣。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孔子对其赞赏有加。
其次，孔子的人才都是以仁德为主，以才能为辅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由此可见孔子对人的德行修养的重视。故人才都应该是注重自己内在品德的修养，然后再忠君爱民治理国家。“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这里的君子完全可以看作治理国家的人才，他的基本条件第一条是行己，其次才事上，才养民使民。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的更明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才能的人执政，是靠自己的品德来吸引别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实现政治目的的。
还有孔子的人才又是有层次的：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可看出一等人才是修身治国的，二等人才是在地方宗族中的，三等人才只注重自己修为的。孔子看重的是那种凭借自己的仁德修养去影响别人，不治而治的人才。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贱即宓不齐，曾官鲁邑单父宰，鸣琴不下堂而治，后世追封为单父侯。孔子还提出“君子不器”的理论：器物是各有其能，各适其用。而君子是全面的人才，是不靠某种专门的技能被用的。这种通才当然是可贵的，但同时又是难得的。所以大多数人才还是“器”的。例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子贡是孔子得意的弟子，贫苦经商，后来富可敌国，王侯无不跟他分庭抗礼，孔子却把他视为瑚琏这种祭器，虽然贵重，还不是一等的治国人才。
人才都荐举出来了，如何使用人才，孔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第一，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季康子问：“仲有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这虽然讲的是为政，但是孔子的回答都是先讲每个人的才能然后再回答能否从政，他意在表达要先看到人才的才能，然后再委任职务，也就是要先知他的才能所长，然后才能做到知人善任。这是用其所长。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宪问》）孟公绰是个有德望的鲁国大夫，他凭着自己的威望可以作赵魏这样的巨卿之家的家臣元老，但是在责重事杂的滕薛小国会难有作为。这是避人所短的用人策略。
第二，不可求全责备。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正确的用人之道当如君子那样器之而不求全责备。在《微子》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第三，博采众长，实现人才最优组合。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
朱熹云：郑国之为辞命，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是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孔子言此，盖善之也。这种各斯其职，各尽其能的用人之道，实现了人才最优组合。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胡作非为，荒淫无道的卫灵公当道的卫国一直危而不倒，完全靠着三人的功劳，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这优化组合的三位股肱之臣，卫灵公不要说做四十年的无道国君，国家可能一天都维持不了。
孔子的德政最终要靠人才实现，人才的品德才华决定了他的政治宏图的命运，由于当时处于贵族政治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他的这种政治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对人才尤其是人才品德的过分依赖，这种政治形态的可靠性与长久性是大打折扣的。而在今天的法治社会，这种仁德政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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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5.
[3]钱穆.论语新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5.
[4]李泽厚.论语今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4.
[5]赵杏根.论语新解[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姜冰，江苏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