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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诗歌，我一直是心存敬意的。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诗歌更是处于了文学的边缘。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之一的陈东东为我们描述了近年诗歌与诗人的处境：“诗人们是自己来操办一切的，诗人既是诗篇的作者，又是编者和出版者……又是热心和够格的读者，当代诗人还是自己诗歌的批评者，而且充任过几回自己诗歌的批评者……”。①“现在，诗歌看起来就像是一门只有诗人才真正关心，才真正说了算的学问和专业。诗人填补了新空白的写作成果被自制读物以学报或内部简报的方式报告给同行，然后回收同行的评价。”②这九年前的言论今天读来还是让人觉得有一种凄凉。而九年之后的当下的诗歌并没有寻到昔日的辉煌，反而仿佛更成为快要灭绝的文学样式，在文学的角落里散发着黯淡之光。诗歌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使命感，不再能充当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在消费主义时代，文学商品化、产业化的今天，诗歌更是表现出一种全面撤退的姿态。诗歌只成了一个圈内的事情，诗歌的表现内容离生活越来越近，而诗歌却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虽然当下的中国诗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但诗界是不平静的，诗歌的水面上总是产生意想不到的波澜。这些波澜除在诗歌界产生些震动外，在外界，人们更愿意把他们看成闹剧或表演。无论是梨花体式的诗歌恶搞，还是诗人的裸体朗诵，抑或是垃圾派诗歌的网上横行，以及下半身诗歌的性学展览。给人一种感觉仿佛诗歌低俗化是摆脱诗歌边缘化的唯一出路。诗歌不再是神圣的写作，而似乎成为一种取悦大众的笑料或是低俗语言的标本。我想说的是这种诗人为诗歌的自动降格，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痞子状的玩文学的姿态，而应从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对消费主义时代诗歌困境的一种极端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有没有出路？真的能拯救诗歌吗？显然不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抗的效果是以诗伤人的同时却更深的伤了自身。在反抗诗歌困境、为诗歌寻求出路的同时，反而更加剧了诗歌的沉沦，实质上已经达到反诗的程度。这令我想起了卫慧、棉棉们的写作，木子美的网络日记，虽然她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的极端反抗，但是这种反抗的意义在哪里呢？她们以为自我暴露，自我亵渎就可以逃离反叛男性世界，殊不知她们的这种反抗正是男权视角所希望看到的，她们又不自觉地成为男性他者“凝视”的对象。“看”与“被看”的模式仍未被打破，反抗的意义也被消解，反抗男权最终沦为了取悦男权。在实际效果上表现出的是女性主义与男权社会的合谋。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女性身体写作的这种得不偿失。同样道理，诗歌这样走低俗化道路就会有出路吗？
       退一步从诗歌本身来说，极端的诗歌方式虽然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但极端的方式往往导致的是存在的难以为继。我们可以想到法国的达达主义诗歌，最后不得不走进了狭小的死胡同。我认为诗歌应是一种漂移的写作，它可以跃向天空，可以沉向水底。但是极端的下沉或是极端的上升都是危险的。这其中应该有一个尺度，那就是要立足于水面，它应该是在下沉时不忘记天空，在上升时警惕失重的写作。当诗人的目光仅限于身体而且是下半身的时候，想象是何等地苍白。同样当目光一直盯着星空和远方，生活又是何等地单调。诗人应该追求一种身体与灵魂的对话，在身体与灵魂的动态平衡中找寻诗歌的方向。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有一句著名的话“让身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虽然他说的是小说，我想它应该适用于一切写作，当然也包括诗歌。
       诗歌可以是边缘的，但不应该是沉沦的。现在看来，诗歌写作并不应是立场的争执，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只是写作的两种倾向。一种指向高雅，一种指向通俗，本身代表的是文学的两种向度。但是低俗、粗浅、谩骂、恶搞的诗歌是双方都不能接受的诗歌方向。当恶诗可以与好诗同台朗诵时，并不是给恶诗曝光，而恰恰是在为好诗降格，是对好诗的讽刺和亵渎。正如如果一套中国名家小说选，把鲁迅、沈从文等与身体写作的作家编在一起，并不是对身体写作的褒奖，而是对鲁迅、沈从文的亵渎。所以当下诗歌写作最切要的不是何种立场“盘峰论剑”似的争执，而是共同抵制一种非诗的毒害侵入诗歌的肌体。
       要想改变当下这种混乱的诗歌状态，有效修复诗歌的本性，我认为所有诗人最基本的要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一、坚守诗歌的文体边界。诗歌既然成为一种文体，当然就应有其诗之为诗的特质。必然有一些别的文体所不具备的特征。梨花体的出现就是对诗歌文体的严峻挑战，它的散文分行就是诗的诗歌观念对诗歌文体的严重亵渎。所以，诗人们应有区别诗与非诗的能力与勇气，共同抵制非诗文体混入诗歌的领地。
       二、捍卫诗歌的情理底线。诗歌与情理究竟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不是我所探讨的问题，我只想说诗歌应有一个情理的底线，诗歌不应是谩骂，不应是恶搞，不应是动物性的简单表现。诗歌可以是非情感的，但反情感的诗歌不是真诗。下半身诗歌把人的动物本能极度强化，夸大到超越理性和情感的程度，强调下半身的感觉是最正确的感觉，诗歌只需用下半身思考，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危险的。诗歌可以是非道德的，但反道德的诗歌不是真的诗歌。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先生曾指出诗歌非道德与反道德的区别，指出反道德是先锋“流行诗”的一个写作误区。反道德写作“往好里说是划地为牢和哗众取宠，往坏里说就是愚昧和欺骗。”③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也说：“十年前张枣写过一句诗：男孩拿出性器比孤独。十年后，中国新一代诗人们又在比什么呢？比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曝光率？比谁的春更青，谁的湖更江，谁的圾更垃，谁的流更下？”④所以，我们认为一首诗之所以为诗必然有其自身起码的情理底线，这种底线使诗歌与游戏、恶搞、谩骂区别开来。诗人应捍卫这一诗歌最后的堤坝，不要让低俗的洪流泛滥成灾。
       三、重申诗歌的精神关怀。随着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蔓延，文学写作中也出现一种重身体、轻精神的潮流，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偏重，对身体感觉的依赖，而缺少了对精神的关怀。诗歌离时尚越来越近，而离思想越来越远。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在其哀歌《面包与酒》中曾经发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现在我们仍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认为重视诗歌的精神关怀应是诗歌的出路，因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入精神的困境。我们来看目前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眼前仿佛有一个图景：人类在拼命地奔跑，追赶着科技，但是人类身后又有自然在疯狂地追赶，科技的迅猛发展与生存环境的加剧恶化使人类的紧迫感、危机感、不稳定感、不安全感与日俱增。首先，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可能使一个人一辈子都处于不停地学习状态。就眼前而言，一个人可能到60岁还得学开车，到70岁还得学电脑，到80岁还得学英语。人的一辈子都在追赶，“活到老，学到老”已不是值得夸赞的行为，而成为现代人被迫要做的事情，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所以现代人觉得活得很累。工作、家庭的不稳定，失业、失恋、失身、失势、失利的随时可能发生使现代人的心理极度地脆弱。压力感、孤独感、焦虑感、彷徨感、无助感、不安全感成为许多人的心理感受。失眠的增多，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层出不穷都昭示着现代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问题。所以重申文学的精神关怀成为急切的问题。诗歌作为文学变革的先行者，当然更应回到关注人的精神苦难、寻求精神超越的道路上来，她应在现代人精神生态回归的路上投下烛照之光，在温暖人们冰冷的灵魂、指引人们的精神方向中发挥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诗歌，正如我们需要食指的《相信未来》一样，因为我们更容易受挫，更需要一种面对生存的勇气与力量。
       注释：
       ①②见陈东东《片面的说法》，《标准》1998年春创刊号。
       ③见陈超《反道德、反文化：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选自《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见欧阳江河《世界这样，诗歌却那样》，《书城》2001年第11期。
       霍小青,男，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王锐，女，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