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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飞宇的作品侧重对现实生活图景中价值失范、欲望追逐以及人性变异的种种存在进行深度批判，努力对抗着在权力与资本笼罩背景下愈加走向歧途的时代精神，把遵循逻格斯中心主义原则编码后的整体性宏大叙述，以身体、家族、血缘的偶然性和差异性予以消解。这种深度批判并不是要寻求一种普遍的价值，而是致力于表现人性的分裂与扭曲，层层深入地塑造出深层自我和权力意志的纠缠与搏斗，这也正是毕飞宇作品之所以充满独特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一、深度批判模式的个人立场的建立:“诚实”、“清醒”、“质疑”
       “非我化的道德首先就是没落的道德”[1]。就创作而言，作家也应该有这样一种道德，当然这里的道德不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是艺术场域内的某种规约。也可以说，作家创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立场的创作，不服务于既成观念和流行时尚，只有这样一种创作才有可能获致真正意义上的批判，作品才能显现独特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毕飞宇创作上的个人立场是其深度批判模式的前提。其要点首先表现在毕飞宇对“诚实”的创作态度的重视，具体而言就是小说要始终忠诚于“我”的思索和判断。这种“诚实”虽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作家的特定时空中的局限。但是，应该也更应该看到，因从“我”出发，作品是局限的，同样也是自由的。返观毕飞宇初期的创作，《孤岛》、《楚水》乃至《叙事》等等篇什都有技术层面上的某种欠缺，然而，作品中的判断和质疑却是真切的，也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作者的思想困境。其次，作家在创作上还保持了相当可贵的“清醒”立场。这种“清醒”涉及两个层面:现实和文学。在现实方面，毕飞宇比较清醒地看到人及人的历史的种种悖谬，同时也意识到永远不可能完满的人性欠缺，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他对人类文明是持悲观态度的，这也造就了他始终不迷醉于表象繁华，而是更注重内在流变的特有犀利和敏锐。另外，这种清醒也影响了他的文学理念，他所营造的艺术世界在语言层面上显得相当轻松，而其本质却是冷峻的。当然，还必须提及的就是毕飞宇始终坚持的“质疑”精神。毕飞宇把这种“质疑”提升到创作理念上加以观照，他说:“我坚持认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必须始终带着问题，你必须永远面对你的问题，只有这样，你的人物才能够与你同呼吸，信赖你，和你推心置腹地相处。”[2]从他的这种创作理念中，也就不难解释其作品中始终不辍的追问与求索。总之，在介入深度批判模式建构之前，作为个人立场的“诚实”、“清醒’、“质疑”等特质奠定了深度批判的先决条件，唯其如此，才可能达成一种对自我、世界的深刻体认。
       二、深度批判模式的叙述对象择取：从极端生存到基础生存
       毕飞宇小说深度批判模式在叙述对象的择取上是有所变化的。纵观他的作品，在早期《孤岛》、《祖宗》、《楚水》、《雨天的棉花糖》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文本表现了战争、权力纷争和特异场景中的谋杀、变节、撕咬、变异等，在中期创作中，这种场景相对减少。他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表现生活场景中的人物内心变异：没有“卡里斯玛”式的人物，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建构。即使在最近几年的创作中，他也没有迷惑于物质文明的发展。在他的笔下，咖啡馆、迪厅、高尔夫球场、小姿派对等等新生代作家所热衷的现代生活情景是很难找到的。他也曾经说:“对于作家来说，思想更多的是人的基础生存，也就是说，是构成人的存在，是基础的部分，是一站一立、一递一送、一举手一投足，极度的生物化。”[3]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他在创作中逐渐摒弃了极端状态下历史、生活事件的择取，把深度批判模式建立在基础生活和普通个体的对象物之上。如《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惠嫂、《青衣》中的筱燕秋、《玉米》中的玉米、玉秀、玉秧等，都是普通生活场景中的普通人物，她们所面对的是生活基础层面和自我内心，她们所承受的也是一种生活中潜在的、不为人察觉的压迫和伤害。这种对象物的选取标志作者对生存体认深度的加强，同时也最大程度上带来了体认自身的切肤感，获得了批判的纵深，使文本更具穿透力。
       三、深度批判模式的叙事语境的变化：从极限情境到极限性格
       如上所言，在创作初期，毕飞宇所择取的大都是极端生存状态，他通常会把这种特定情境推演到一个极限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来观照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变化。如《楚水》中冯节中所面对的灭顶洪水和日本人征服的极限状态下的行为心理的变化；《叙事》中婉怡所面对的板本闯入的极限状态所做出的种种选择。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物的性格发展呈现出鲜明的轨迹。但是相对而言，这种极限情境造成的疏离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批判力度。随着毕飞宇创作的日益成熟，他逐渐完成一个从极限情境到极限性格的语境配置转变，他很少再把人物运推到极限情境下加以审视，而是越来越多地在日常情境中把人物推到极限性格下来考察。如筱燕秋的执拗和痴迷、玉米的深痛和不甘。这两种极限的关系配置不同，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是有所不同。极限情境所造成的极限性格往往更富有戏剧性和偶然性，人物往往是在命运突变状态下进行着性格演化，它的指涉缺乏广度。而在极限性格导致的极限情境支配下，人物是在常态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走入了命运的死胡同，相对而言，它更具生活气息和指涉的普遍性，更能够唤起读者深层的共鸣。这种状态下的摹写更适合对生活负面和命运进行悲剧性批判，也更适合对命运中的缺憾和不足，人所承受和所进行的种种伤害等生存层面的肌质加以呈现。当然，还可以看出的是，这种叙事语境的变化更折射了读者现实与文本现实的距离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读者对文本体认的深广度。
       四、深度批判模式的期待视野的生成：负面生活与张力世界
       基于作者独特的认识谱系，毕飞宇对于生活的关注是独特的，他尤其善于抓住现实中最能生发无限意蕴的生活段，延拓出广阔的审美和思考空间。同时作为一个清醒的悲观主义者，他更倾向于对负面生活的揭示和负面人性的挖掘，表现出人之存在的各种困境和欠缺，因此，在他近期的一系列创作中，其创作大都围绕“疼痛”母题展开，其实在90年代的创作中，无论是质疑历史还是精神流亡的主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伤害”的内核上：那就是意识形态历史对人的欺骗和愚弄、现代文明对人们价值理念的驱逐和压迫等等。基于这样一种清醒价值判断，他并不认同时代发展能够带来的人与生活本质的改变。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变化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变化肯定有，但落实到日常生活、基础心态、情感方式、思维惯性这些地方上，并没有质的不同。藉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对负面生活的执著而独特关注和凝视。总之，通过对深度批判模式的构建，毕飞宇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独特的艺术视野在艺术创造中生成，努力营造一个充满对峙和冲突、饱含情感张力的艺术世界。所以在貌似轻快的叙述中，他的作品却隐藏着深深的悲悯情怀，这是有别于同时期许多作家的。
       米兰·昆德拉说过：“我只知道小说与我们时代精神不再共同生活下去:如果它想继续发现尚未被发现的，如果它想作为小说而‘进步’，它只能对抗世界的进步从而实现自己的进步。”[4]毕飞宇就是在不断的对抗中不自觉地建构了他的深度批判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建构不但使我们感受到艺术世界的深邃，更使我们看到自我和社会的另外一个层面。
       参考文献：
       [1]尼采.权力意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 105.
       [2]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J］.南方文坛,2002,(4):16-17.
       [3]张钧.小说的立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4.
       [4] 米兰·昆德拉.孟湄 (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三联书店，1992.18.
       高秀川，男，江苏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