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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词中故事：明末士风与清初科场案》一文的几点补充
       陶志固
       《读书》二○○三年六月份载有谢谦先生《词中故事：明末士风与清初科场案》一文，读后获益不少。但谢文似尚有不足之处，现补充几点意见如下：
       （一）吴兆骞之被祸，当然是由于科场案的牵连，但是，其深层的原因，却是兆骞拳拳故国，不忘明朝，加之他又是江南名士，对当时南方的汉族知识分子颇有影响，致遭清廷之忌。据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其于故国，惓惓不忘，沧桑之感，触绪纷来，始悟其得祸之由，不随力田、赤溟辈湛身赤族，盖亦幸耳。”（见重庆出版社《清末裨史丛书·春冰室野乘》２１１页，《吴汉槎髫年能诗》条。）（力田，潘柽章；赤溟、吴炎，二人均罹庄廷史祸被杀。）李此条又载甲申（一六六四年）九月明亡后吴兆骞寓湘时所作《湘中秋感》八律（诗长不具录），其中有句云：“珠囊夜泣三湘雨，玉马秋迷六诏兵。”（自注：楚中诸王避地黔粤者，半为夷獠所掠。）“虞帝祠荒闻野哭，番君台迥散夷歌。”“禋祀万年开北极，只今秋祭在江东。”兆骞当时随父寓湘，诗中愤于清军之横暴，并称满人为夷，可见其早年就有反清的思想。他后来被释返乡后，又有《将离宁古塔作》一诗云：“山川满目恨沧桑，抚旧悲歌泪几行。翟义岂能肩汉祚，贯高原不负张王。朱鸢别后非吾主，白马归时是国殇。寂寞天涯今夜月，大招何处问潇湘。”用翟义起兵讨伐王莽，贯高行刺汉高帝两个典故，且谓“朱鸢”（暗指清朝）非吾主，自命为“国殇”，均表示其始终不臣清廷的意思。此诗末二句悼念湘中死难诸人，更为沉痛。从这些诗句看来，吴兆骞的思想深处，不甘臣服清廷是一贯的，他在复试时愤而交白卷，以示抗议，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乃是吴兆骞获罪的根本原因，历来谈吴兆骞事及丁酉科场案者，似均未及此，今特为补出，并以就正于谢谦先生。
       （二）吴兆骞之得以从宁古塔放还，除了明珠父子大力援救之外，还因他向康熙帝献《长白山赋》，皇帝赏识其才华，又由徐乾学、宋德宜等醵金献上，财、才两备，始邀“天眷”，才得放归。玄烨虽是明君，然爱财似更重于爱才也。
       （三）谢文中谈到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中“吴兆骞”条所说“（兆骞）为‘慎江社’眉目，与‘同声社’章在兹、王发争操选政有隙”一事，按邓先生原文是“慎交社”而非“慎江社”，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三，３８７页“吴兆骞”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新一版）谢先生说“慎江社”，可能是偶尔笔误，或系手民误排所致，应予纠正。
       唐德刚以序为书成就《胡适杂忆》
       张会超
       二○○三年第九期《读书》上登载了黄进兴的《以序为书》，作者对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做了介绍和评价，然而一开始就说：“‘以序为书’在近代学术史，计有两位：前有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今有余英时”，这句话有些以偏概全。就我所知，以序为书至少还有一位，那就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唐德刚先生也曾以序为书，成就了《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书。
       唐德刚先生在其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书的“写在书前的译后感”里先说了这件事：“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因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而一九七八年周策纵先生作序时首先也说了此事：“‘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候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就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涉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伕。”
       《胡适杂忆》，原题《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曾在《传记文学》上连载了十期（第１８３—１９３期），原拟有十二个专题，“不意事忙人倦，粗成十章”（唐德刚语）。这本书出版后，曾被誉为研究、论述胡适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