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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及至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女性作家群体是一道令人无法忽略的亮丽风景线，而来自上海的王安忆是她们中一个极为出色的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受到社会经济剧烈动荡的影响，同时，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涌入，也令作家们找寻到了更多的创作灵感。新的问题、新的理念、新的题材、新的体裁，无一不让创作者们找到了兴奋点。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1985年，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这一年，小说探索创新势头更猛。在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各门各派的评论者们不约而同地用“探索”一词表示自己观望与期待的态度。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当时人们的心情，对于新生事物，我们总是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也正是在一九八五年及其后几年间，王安忆创作出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⑴，人们将这三部作品合称为“三恋”。尽管后来有评论家认为《小城之恋》不应该归入这一系列，但从总体的角度来看，这三部小说在创作思路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而且主题大致相同，因此本文仍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1985年之际王安忆曾说：“从此我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的小说是和我的人生贴切着，互相参加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⑵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要表现女性的真实生活，与其刻意去营造一些陌生化的故事，不如将视线落在自己的生活上，从生活中找寻素材。金元浦在谈到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时候说：“……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⑶“小型叙事”使文学创作有了多种多样的可能，人们得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自己熟悉的领域，获取更丰富的创作素材。“三恋”展现的是普通女性的情感世界，普通人的情感体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却是我们考察女性问题的最佳切入点。《荒山之恋》中，原本高傲的“金谷巷女孩”在内向自卑的“大提琴手”的身上找寻到了真正的爱情，刻骨铭心，却也肝肠寸断，既然这份爱天地不容，那么就双双殉情吧，作者赋予小说中的人物以这样巨大的勇气，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阅读冲击，这恐怕是作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锦绣谷之恋》中，爱情来得含蓄、朦胧，隐隐约约，若有若无，没有轰轰烈烈，最后生活还是没有改变，依旧按照原来既定的轨道运行着，短暂的激情过后，只留下淡淡的回忆，让人在适当的时候去怀念。而在《小城之恋》完成出版的时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两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稚气未脱，却陷入了欲望的泥沼当中无法自拔，在近乎自虐自残的疯狂发泄中，迅速消耗着自己青春的生命，而当一双儿女诞生之后，面对男孩的逃避，女孩的生活却又恢复了最初的平静，背负着此生无法平复的伤痕，一个人吞咽着自己酿的苦酒，继续着生活的道路。
       在三部作品中，《小城之恋》引起的争论是最多的。争论的焦点无一例外都集中在小说大篇幅的性描写中。王安忆没有吝啬自己的笔墨，对性爱进行了细腻传神的详尽描写，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这似乎从一个文学可能性的问题上升到了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谈女性问题能不能谈性？性究竟该不该写？能不能这样赤裸裸的写？王安忆是这样认为的：“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⑷，而张抗抗也曾经指出：“我想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文学产生的客观条件，女作家亦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又否认性的怪圈。”⑸王安忆不是纯粹为性而写性的，小说写的是两个懵懵懂懂涉世未深的孩子的疯狂性爱，而其中女主人公的大胆令人咋舌。作品表现出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荒芜。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家，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传授她关于爱情、友情、生活、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她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心理生理需求，和男孩爆发了炽烈的激情……对于人物的行为，作者没有表现出褒贬之意，“他们并不懂得什么爱情，只知道互相是无法克制的需要。”这不是成熟的性爱，只是青春期懵懂少年的骚动而已。在刻写女性性渴求的时候，王安忆并不避讳写女性在性爱过程中的快感与羞耻感的交融——那曾是传统文化中被视作淫荡与丑陋的存在，如今她要“赤裸裸地写”。在近乎疯狂的宣泄中，女人仿佛在用身体诉说着中国女性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承受的压迫以及巨大的创痛。作者把思索留给了读者，在人的本性中，性的本能是最原始的，这是一个人的“核心”。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不可遏止的欲望呢？又是什么使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的命运走向悲剧呢？很显然，在那个没有活力没有生气的年代，女性的理想与希望都湮没在缓慢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对自身命运只有蒙昧模糊的认识，最终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将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消耗殆尽。作者关注的并不单纯是性或爱，而是女性自身的全面发展。她敏感地意识到过分压抑的社会氛围给女性带来的是难以痊愈的心理创伤。不为人们理解的性爱观之下掩盖的是女性对社会环境的迷惘、不解、乃至于反抗。虽然更多时候反抗与挣扎都被证明是徒劳，但社会要求变革与变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女性的需求——包括性的需求，也必定要被人们所重视。
       在谈及“三恋”，谈及王安忆对女性问题的探索，八九十年代盛行的女性文学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什么是女性文学？孙绍先在他的《女性主义文学》一书中解释到：“凡是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怨、抗争的作品，不问其作者性别如何都视为女性主义文学。”而伊丽莎白·詹威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作者认识到女性的生活道路与男子的不同，她们想调查这些不同之处。至少她们下意识地需要用一种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她们，需要有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去表现它们。这个工作看来是值得做的。因为它解释了未知的领域，想要把这些领域和整个人类状况联系起来。”⑹女性文学的独特性决定了作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选择了女性话语——“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主流话语与男性话语是被等同起来的，在传统文学作品长篇累牍的建构过程中，女性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当作一种符号充当陪衬，不甘心成为附属品的女性作家自然要尝试着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心中的平等，没有差异的世界。
       在“三恋”中，我们看不到人物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他”和“她”。女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只能以“她”的形式出现，没有身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这一次，男人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失却了自己倚仗的优势，成为叙事过程中一个作为代号的“他”。这种现代作家惯用的“第三人称叙述”使小说中的人物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同时，这样的叙事视角也使得作家不至于在创作过程中走向女权主义的极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话语的尝试运用，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将另一个性别完全摈弃或消灭。“他”与“她”是平等的，在两个性别之间的战争中，互不相让，旗鼓相当，甚至大部分的时候，“她”是占上风的。“三恋”中的女性形象，毫无例外都有着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对于自己希望获得的一切，她们敢于大胆地去要，去争取，不再依赖于男人的怜悯与施舍。《荒山之恋》中，“她”从小就早熟，懂得男女之间游戏的规则，她知晓怎样保护住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知晓自己要怎样俘获男人的心，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找寻到了真爱，“……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她们奋不顾身，不惜牺牲。”最后“她”引领着怯懦的男人一同赴死，她无所畏惧，快乐并且幸福，心甘情愿地在另一个世界里成全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锦绣谷之恋》中的“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知识女性，她喜欢让平淡的生活多一些激情，多一些色彩，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她遭遇了一场浪漫的邂逅，她享受着这样的“意外”，同时她也在思量着这份感情的价值。最后理性战胜了一切，生活回复了安宁祥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一切都自然而然，没有悬念。她选择了回归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向丈夫、向生活的妥协，她永远孜孜不倦地找寻着，期待着下一次激动人心的邂逅。《小城之恋》中的“她”曾经被女伴们讥笑为什么都不懂，但当她成为了母亲之后，“而事实上，经过情欲狂暴的洗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干净，更纯洁。”原本令她倍感耻辱的欲望，却无意结出了一双可爱的果实，陪伴苦命的她过完了下半生。她勇敢地面对世俗的目光，平平静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八十年代男性作家的笔下也会有女性形象的出现。张贤亮是与王安忆同时期的一位男作家，他的《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也因为写了当时的禁忌话题——性，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他的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总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尽管女主人公大多是温柔善良的农村妇女形象，但他的作品中，女性总是充当男性欲望启蒙者的角色，而女性本身的需求与价值却被置于不那么重要的位置，说到底，女性还是成为了可怜的陪衬。而在“三恋”中，情况却完全相反。我们看到了男性的另一面，怯懦、畏缩、自卑、不确定、犹犹豫豫……王安忆似乎要将两个性别之间实际的差距表现得明显一些，使“她”可以凸显出来。不难看出她对主流话语中男性永远的英雄形象是不认同的，甚至是不屑的，在情感世界中，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没有哪个性别占有绝对的优势。
       我们注意到，在男性话语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作品中，小说的叙事语言往往也是“男性化”的，其特点是简洁、概括、有力度，试想用这样的语言去表现天生细致的女性，效果自然不尽如人意，女性应当有属于自己的叙事语言。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指出，女性写作有其独特、区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它是反理性、无规范、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语言；然而它并不完全排斥男性话语，相反，它一直在男性话语之内活动。⑺而另一位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露丝·伊瑞格瑞更是直接提出了独特的“女人腔”。她认为，在男权理性化社会中，女性被看作从行为到语言都是非理性的，而这种非理性的女性说话方式永远在滚动、变化中，意义不定、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等是其特征。⑻这种以意识流动为主导的，非理性的叙事语言，是女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王安忆的“三恋”中是十分常见的。
       王安忆的细腻笔触以及对生活、对人物的细致刻画是作家群中比较为人所认同的，在“三恋”中，大段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自我剖析，使小说的视角由外转入内，这对于塑造深层次的人物形象，是极有帮助的。小说中大量运用词组、短句、自问自答或者是不断地反问，通过语言形式的变换不定映衬出人物心理的变幻莫测。《小城之恋》中，女主人公在绝望中试图自尽之前，有这样一段描写：“这一天，她是一定要死了，她想。她是再捱不下去了，也没有理由捱下去了。因为要去死，她才能这样坦然地对着一脸激怒的他连连撒谎，她才能快快活活地和大家一处吃饭，一处说笑，甚至有了一种平等的感觉。因为她就要去死了，心里的一切重负便都卸了下来。她不曾想到，决定了去死，会使她这么快乐。她这个决心是下对了，她很欣慰地想。由于这轻松与快活，她却又舍不得去死，竟是一日一日地赖了下来，延长这享受……”作者把一个对自己对生活都感到绝望的少女在自杀前的心理活动描摹得十分有特点。尽管是决定永远地离开这个人世，但人物的内心却是充满欢欣与期待的，因为她深信死是唯一的解脱方式。与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不同，作家把把笔墨重点放在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上，捕捉人物流动的迅速变幻的思绪，相反对于外在的大环境却并不关注，每个人物都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一套语言系统，由其本身的性格特征所决定，不与其他人物重叠，也不会被外在环境所影响。我们暂且先不去讨论“女人腔”是否有极端女权主义的倾向，也不去考虑男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的时候是否有另一种所谓的“腔调”。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王安忆这样用心地去设计人物的语言，其主要的目的是唤起人们的注意，注意去倾听女性的语言。女性独特语言背后隐含的是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她们渴望用自己的思维建构专属于自己的话语世界，不再生活在另一个性别话语的阴影之下，不再被随意遮盖。
       王安忆的“三恋”现在看来显得青涩、稚嫩、技巧不够完善，但在当时，它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人性、人情，不再局限在强大的政治话语当中，为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私人化写作”，“个性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目的并不是将两个性别对立起来，这个世界是由两个性别共同构建的，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著名女性文学批评家伍尔芙曾说：“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要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男女之间先完成一段婚姻。整个的心一定要打开，如果要想明了作家是把他的经验异常完整地传达出来，心一定要自由，要有和平。”⑼我们应该抱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时代背景下作家对女性问题的探索。王安忆的“三恋”是一次不能以成功或失败来论处的突围之旅，它留下的空白，有待今天的我们继续填补。
       注释：
       ⑴王安忆：《荒山之恋》，1980年一稿，1986年完稿 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
       ⑵王安忆：《我为什么写作》，《女作家》1985年第二期
       ⑶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第17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⑷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⑸张抗抗：《关于女性文学对话》，《香港文学》第72期
       ⑹伊丽莎白·詹威：《美国当代文学》第497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74出版
       ⑺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第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⑻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3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⑼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第170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出版
       参考书目：
       1、《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2、《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3、《新时期的上海小说》 戴翊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4、《写在文学的边缘》 金燕玉著 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5、《新时期文学二十年》 王铁仙、杨剑龙、方克强、马以鑫、刘铁生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徐徐，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