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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清晨或深夜，楼下总是传来一阵阵急促而铿锵的棒槌声，直撞你的耳鼓，让你无法静下心来读书，写作或睡觉。楼下的棒槌声常让我无法安宁。我常埋怨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埋怨盖房子的包工头一定是偷工减料，心黑。妻子常说我不该这样说包工头，住集资房有那么好？
       妻子说楼下换了主人，楼下什么时候易了主人，我怎么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埋在书堆里怎么知道？妻子不无怨愤。我确实是个没用的人，除了看书写作什么也干不了。哦，原来楼下易了主人。新的主人浑身带着乡村的气息。楼下的夫妻来自哪个乡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妻说楼下是从乡下来的一对夫妻。进城带孩子读书；男的没手艺，在什么厂子打工；女的没技术，在街上捡破烂，为的是挣钱供孩子读书。他们望子成龙心切。我知道像他们这样进城租房带孩子读书的不少，都认为城里的教学质量好，所以一窝蜂地往城里迁，城里的住房因此就变得十分紧俏。城市也变得越来越拥挤，而且租金昂贵。即便如此，乡下人还是乐此不疲。迁学，租屋……弄得乡村的中小学教师怨声载道。说乡下的学校都快成空壳了。
       原先我楼下住的是一对新婚夫妻。听妻子说楼下先前的主人在市里买了房，花了几十万，住到市里去了。县城距市区不远。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不少人都在市区买了房，这个我有所耳闻。哦，我心不在焉地应了声，说那对年轻的夫妻可真有钱呢，工作没几年就能到市里买房；我们工作二十几年了，连想都不敢想呢。妻揶揄道，人家哪像你只会爬格子却挣不了钱；别看人家年纪小，可会挣钱了！我苦笑笑说，人各有志，哪能比呢？说着顺手拿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心不在焉地翻着，其实根本看不进去，只是为了掩盖我自卑的心态。
       我常闭着眼睛瞎猜想：这个刚进城的楼下女人，一定是一位勤快、贤慧而有力的女人吧，不然她捣衣的棒槌怎么会捶得那么震响？整个一栋楼二十几户人家都能听到。我对楼下女人的品德丝毫没有怀疑的意思，只是她把住单元式的宿舍当成了乡村的单门独院，把水池当成了乡村池塘的浣衣埠头了。她仍然按照她在乡村的习惯在城里生活。
       我有过乡村生活经历，想这种捣衣捶布的声音，若在乡村的早晨一定是悦耳而动听的。也是美丽动人的。那种有节奏的浣衣声，在清晨的池塘边响起，把宁静的乡村从睡梦中唤醒，也把那些贪睡的男人从美梦中唤起床。那种悦耳、清脆的捣衣声就连林子里的鸟鸣也抵它不过，羞愧地停止住自己婉转的歌喉，钻出林子飞得老远。乡村的早晨因此而变得富有诗意和情调，甚至还有几分浪漫的气息。我丝毫没有瞧不起这位刚进城的乡下女人的意思，只是想她忽略了在城里生活与乡村住家的差别，宿舍楼毕竟不是乡村的单门独院，整个一栋楼住着许多的人，楼上楼下，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有在校读书的孩子，还有上三班倒需要睡觉的职工，还有像我这样需要看书写作的人，甚至失眠者。城市的生活节奏使很多人患有失眠症。这些她不知道，也许根本就不会去想。这当然不能全怪她了，她也是进城谋生活的人。她也许习惯了乡村的生活，而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使她难以改变，所以在城市她依然按照乡村的方式去生活。每到周末他们还得赶下乡去干农活呢，虽然他们在城里生活，但乡下的土地不能丢，每到星期天的下午，大包小包地装了许多的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进城，以此节约一些开支。城市的繁华并不能改变他们勤劳俭朴的本质。
       楼下棒槌捶衣的声音，总是在你想看书写作或正要入睡时骤而准时响起，“咚、咚、咚”。我一听见那“咚、咚、咚”的声音就心烦意乱，而且痛苦不堪。我的失眠被楼下捣衣声弄得愈来愈严重。有时我很想下去制止。却被妻子挡住。说人家也不容易，在城里干劳力活不起早贪黑怎么行？！我说，他们可以买个洗衣机嘛，既可以减轻劳动又不至于影响他人。妻说，你以为人家和你一样拿工资，用洗衣机费水费电，人家哪用得起？乡下人是处处精打细算，一分钱要当成两分钱用的。妻子的话把我噎住了。因此在这个时侯只有打开电视，把声音调到最大，试图压过她的捣衣声。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的小孩刚出生，为了不影响左邻右舍和楼下的住户。我们在孩子睡的摇篮下面垫上一床薄棉絮。以此把摇晃摇篮时的动静降至最小。即使这样，楼下住户的女主人还是多次上楼敲我家的门，说摇篮摇得声音大了，影响了她看书，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租了一处平房居住，等到孩子不需要再用摇篮的时候再搬回原处。以此避免了与邻居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磨擦和不愉快。
       楼下的女人似乎很健谈，不到三十的年纪，却生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纪大多了，脸上有些许岁月的皱纹。她男人好像在金矿湾的一个钢铁厂打工，不常回来。似乎没有星期天，或者是放弃了休息，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来养活一家四口，还有乡下的父母吧。偶尔在深夜一点敲门，大概想女人了吧。男人回来。夜深入静，楼下的动静更响。那种幸福的呻吟和床板吱吱的响动，让人不想入非非都很难。下雨的天气，楼下的女人会敲我家的门，脸上堆满歉意的笑容。找我妻子聊天，也没什么正经事，多数是一些不咸不淡的家长里短。或者是一些没油盐的乡下事情。也谈一些关于庄稼的收成等等。又说在城里过日子出门动脚都得花钱。水呀电呀……等等。而谈得最多的是她在城里捡破烂的事情，她说有时一天能挣四五十块，比在乡下种地要合算多了。她就怕下雨。一下雨就没法出门了。一说到这里，她就满脸的怅然，一声长长的轻叹。
       她男人不常回家，一回来就是女主人忙碌的时候。因为男人一回来总要领着一帮朋友，大概是他打工的同事吧。朋友来了便少不了吃喝一顿，有时是中午吃过了还要留着吃晚饭。她似乎也不嫌烦，弄饮做菜，忙前忙后，毕竟不像乡下的大锅大灶，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我发现楼下的住户人缘特别好，经常宾客盈门，不知道是亲戚还是朋友，每次有宾客来，她家里就特别热闹。女主人在厨房里咝咝啦啦忙得不可开交，男主人则陪着宾客麻将声声。吃饭喝酒的时候，划拳猜令的喧闹赛过街道上的市声。好像他们也没有关防盗门的习惯，一顿饭吃下来没两三个小时，不行。醉倒几个是常有的事，仿佛这样才显得主人的盛情和大方。她家来客的时候，我家的门总会被楼下的女人敲响，一会儿借碗筷，一会儿借椅凳。我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
       不知道是我住的不是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本来就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居住，怎么着也说不出个滋味来。当初选择这个地方也是迫于无奈，孩子都读小学三年级了，我们还没有住上一套像样的房子。这对于一个在机关里混的小干部，说出来似乎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那时住的虽然是破旧不堪的平房，经不起刮风下雨，倒也确是冬暖夏凉；虽然在山顶上，倒有绿荫的庇护，爬山坡在我的感觉中比爬楼道好。这样的住处，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县城里，显然有点落伍。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确确实实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这也许是所谓文人的臭毛病吧）。碍于面子，父亲腆着老脸找他曾经的部下要了一套集资房的指标，据说当时集资房指标有余，但要的人也不少。于是我们一家才在1999年的12月1日，很体面风光地搬进了现在的新居。
       我不知道楼下的女人要租居多久，“咚、咚、咚”的棒槌声要持续多久。我猜最起码要到他们的孩子考上大学，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长此下去我的身体肯定吃不消。我想唯一的办法只有换个住处，或去城郊租一处农舍安身。或者干脆下乡回老家盖一栋平房。离开这个喧哗的城市。在乡村，也许更适合我吧。
       （选自《美文》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