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王国维在评论小说时便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可以说中国文学里呈现的是“静态的悲剧”。在希腊悲剧中，悲剧的效果在于把英雄个人的意志，跟命运的摆布，二者的冲突加强戏剧化。中国小说里不会出现命运之神，但常拿“时间”不可抗的流动和“空间”无穷的变化来暗示命运的力量。《
水浒传》中所包含的悲剧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我们将一百二十回本与金圣叹七十回本相比较的话，所感悟到的悲剧意识是不尽相同的。
在具体分析之前，本文想先提及西方诠释学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只有也只能从西方中汲取养料才能生存。只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涉及到了结构问题，而恰恰正是由于结构的不同，才使它们各自生发出了不同的悲剧意蕴，那么此时，对结构问题的解释对于建构本文命题显得尤其重要。及时地运用诠释学的观点来揭示不同版本的结构是充分的，也是必要的。
诠释学认为：古典作品既不能被视为发生在过去某一时空中的客观物体，其意涵不是固定存在的，意义的呈现乃是“我”与作品的视域交融产生的结果。心灵由于与作品的互动而存在或喜悦或悲恸的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心灵或者说意识的整体感知决定了部分的功能和意义。它所强调的是读者感知的整体结构才是作品成为有机结构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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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本文来看，一百二十回本与七十回本在结构上最大的差异是结局的处理。一百二十回本以招安后的讨内征外，几乎全军覆没来诠释忠义精神的所在。而七十回本则以一梦来收束全文。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的结局正与全书开头相呼应，起笔写洪太尉将龙虎山伏魔殿内锁着的一百单八魔君放出世来，在七十一回里验明正身。这好比是将水浒人物置放在宏观的宇宙之中，这一恒定不变的宇宙运化着整个人物群的气势，他们缘生气聚，缘尽气散，人类生命的有限与时空的无限相撞击的悲剧感，恍如狂风一路挣脱外在的束缚。这样的束缚具体体现在最后十回处理盛极而衰的历程，和之前的一连二十七回所向披靡的战役，形成了情节上的张力，透显出百二十回无所顾忌，极尽彻底的精神本质。从梁山泊“替天行道”纯粹理想的无限昂扬张力，到面对现实的挫伤损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正是极度的反差使得美感在瞬间爆发，当宋江将毒酒呈与李逵，李逵明知有毒还义无反顾地追随而去时，一种将天地的道义附加于血肉之躯的悲哀达到极至。人的有限性和终极性被尖锐地刻画了出来。百二十回的悲剧不在于是否反映了完整的生存，而是在于用对生命的摧残来映照人类不可回避的限制。悲剧之所以不得不以生命的灭亡来面对无情的命运，就在于人物投赴了更为永恒的生命价值，且勇于实践，悲剧英雄的永恒宿命都是以死亡来映现主体精神的永恒光辉。当英雄的精神隐晦在整体的结构之中时，“不杀身不足以成仁”，“不舍身不足以取义”的诠释被置放在天地的无穷与人世的轮回中。一种灭亡的姿态以生存的意义回归。而读者不得不对此生发无穷的沉思、默想和心潮澎湃。
贯华堂所出的七十回本《金批水浒传》，其中第七十回“忠义堂石偈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便是故事的结束。七十回本终於庐俊义的一场噩梦，仿佛天地人生一场，本无理而来，无理而终。水浒人物在此并没有背负儒家所要为人安上的名义，回归天性，回归乌有之乡，不涉及意识亦不涉及价值，没有趋向，没有追求，所以人物步步为空，亦步步为圆满；步步尽兴，亦步步为当下。可以说，七十回的水浒是以道家的思想来观照人生的。万物皆活在被限制的、被决定的条件之中。这是一种“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一种纯粹的美感也就展示其中，其最高境界就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水浒人物与结构也就被永恒定格在这一瞬间。
尽管马幼垣在《水浒论衡》中称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对作者原意的破坏，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一个在悲剧意蕴上与百二十回完全不同境界的新作品。
李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