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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沈从文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不得不在辍笔改行50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才被重新挖出来，引起世界好评，反过来又影响到国内的关注与肯定，至而成为一种热，受到不太正常的推崇。[1]国内外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眼光聚集在沈从文作品内容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上”[2]对乡下系列人物刻画上及“牧歌式的文体”表现方式上。我觉得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在沈从文优美笔下的背后隐约地透出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无华的文笔遮不住那肝肠寸断的痛。下面以他的短篇小说《学吹箫的二哥》为例加以佐证。
       一
       《学吹箫的二哥》这篇小说，以“我”小小年纪入伍看犯人为线索，叙述了所在部队的生活和所为。着重刻画了“犯人二哥”及他们之间的交情。小说结构严谨，语言质朴流畅优美，若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漫不经心地叨念着一个诗样的但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无法言表的深深之痛的曾经。
       美国研究者金介甫曾说：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3]那“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建善与美的神“庙”地基。
       这篇小说正是上个世纪第二个十年湘西社会的再现，同时也烙有作者军旅生涯的印痕。
       上世纪前期，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波及闭塞的湘西，革命使沈家家道破落，也使沈从文14岁便入伍当兵，从此开始闯荡天涯。他从军所见所闻稀奇古怪，小小心灵承载了过多的磨难、刺激，更加具体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性、宿命性。
       他所在的第一支队在一次“清乡剿匪”途中被人放冷枪死了几个弟兄，队伍驻扎后，便捆了40多个乡下老实人，连夜过堂，打板子，画押取手模，开始屠杀。有那些愿意出钱纳款的，便取保释放；无力交纳的，或仇家出钱运动的，都成了刀下冤鬼。先后杀人近两千人，军队开进怀化后，一年多，仍是逼供杀人，或用棒抽打犯人脚上的螺丝骨，敲出骨髓；或以香火熏鼻子，烧胸脯；或拿铁棍板段犯人的脚，受不过的就胡乱招出口供。这样又杀了两千多人。
       这等令人发指的杀人放火草菅人命的事，并非全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鲁莽粗汉所为，且有不少曾经的县任和饱读书经的文雅人，如小说中楼上的师爷、楼下的副爷等。苟活于乱世的人，不得不在黑夜中钻营活着的途径，即使背负落草梁山的“罪名”，文中作者并没有血淋淋地刻画手拿屠刀或参与大开杀界的“柔弱书生们”，仅以散文化的笔法散点于“我们”看监的愉悦与二哥的交往中。
       “作家独特的眼光和非凡的观察力不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也不仅是某种技巧方法，甚至也不仅是天才，而是和他的内在蕴藉有关的深层心理内容的外射。”沈从文在以后的创作中在他从军生涯中发现了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就是他彼时彼境的重要情绪、态度、价值观和凝聚成团的早先经验等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无导向。[4]
       尽管作者未从正面展现，但文中仍或明或暗透露出作者对现实深深的忧患，怎样的原因使原本生性善良温顺的湘西人，迫于生计迫于现实不得不落草为寇；怎样的社会，使得人们放弃田园土地，放弃温暖亲情充实在血腥中，使得羊也能变成虎。二哥便是一个例子，主动要求上山入营。
       二
       当时，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相继执政，大小军阀拥兵自立。湘西也不例外，庞大的军队开支靠弹丸之地上的民众负担，不堪忍受。
       文学作品反映的世界并不等于世界本身，同时文学表达的情感也不同于作者内心的实际感受。这两种不同终究要在作品中显现出来。苏珊·朗格指出：“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一个大发牢骚的政客或是像一个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现实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5]
       作品中，军队为酬军饷，特地建造监牢监押所谓的“肥猪”-——当地土财主，类似绑架诈取钱财，但关押的并非都是“肥猪”，二哥就是一个例外。二哥由于祖上积下的仇怨，被仇家送入牢中，想借匪寇之手斩草除根。作者描写这个即将上演的杀人一幕，采用了他最拿手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的文笔”轻轻几笔，不着痕迹，便把景色的骨髓、质朴无华的语言、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等历历在目地勾画出来，使文章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
       痛定思痛，经过作者沉思后的创作，才能使作品给人以审美的享受。
       二哥的箫声、笛声吹出了他内心深处雅洁而非邪恶应杀之人，二哥吃酒时的细微言语动作，证明他是一个善解人意之人，这样多才多艺温文尔雅的青年为逃避仇家追杀主动上山“落草”，最终也因此惨死仇家之手。作者描写这个坚忍的过程用的却是优美质朴的文字，其实这里面蕴涵着无限的感叹。感叹似二哥忠实庄严地生活着的人们，担着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为双亲，不问过着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永远不逃避为求生而应尽的一切努力，比世界上其他人更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一点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望无助，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三
       1943年沈从文写了一篇习题的前记，他很感慨地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我已说过，那原本不是特别为你们中某某人作的。也许目前不值得注意，将来更无希望引人注意；或许比你们寿命，长一点，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后来人还需要它。这我全不管，我不过要那么作，存心那么作罢了……”[6]这可视为打开沈从文的艺术观及其作品价值的钥匙。首先要在小说里供奉人性，表示他关注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以及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确定。其次他要他的小说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慢慢才被人们发现需要它，表示他拥有忠于艺术的精神，不讨好读者，忠于个人创见，这样才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严格的分析、广泛的比较。这两点正是造成沈从文今天在中国文学界愈来愈受重视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可见沈从文似乎很了解他的作品的价值所在，当时，流传的命运以及今天的成功。
       沈从文是一个善于想象，擅长表达的作家。夏志清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和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7]连他自己由于眼见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宁愿出外漂泊求学而不愿呆在军队中目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愚蠢残忍印象。作品中描述的并非现实生活中曾发生过的。把现实中丑恶扭曲变态的杀人过程，描写得如天上微云浮动——轻盈、优美。
       有人批判沈从文逃避现实，不重现实，这是对他的“误读”，沈从文正是用特殊的表现形式表达着他对现实的关注，对黑暗的忧患。
       如果说沈从文的从军生涯掀开了人生隐蔽的一角，使他从这里走进去贴近人生深层，所接触的人生现象，全是黑暗与罪恶，可是在这罪恶背后却隐蔽着作为“人”的东西，里面有炫目的光明。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避开血的现实，彰显人的善与美，试图以人性深处的真纯唤醒扭曲，驱散黑暗。
       “感性的东西心灵化，心灵的东西感性化，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感性显现的真正含义”。[8]净化就是读者通过阅读作品而达到的一种杂念去除，趋向崇高的自我教育效果。面对暴徒草菅人命的屠杀，也不忘田园牧歌式的文体描述，这美与朴实言语的背后，是作者对血的现实的回避，与鲁迅把“美的东西撕裂给人看”的悲剧不同，沈从文希求用善美感化被扭曲的人性，作品中复杂军营中才有一派谐和，原本粗野的山匪显出浓郁的善良之情。
       作者构筑在“善美”之上的质朴文字背后，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现实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只是他“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迫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丛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注释：
       [1] 蒋泥、甲一.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2]《沈从文传·引言》
       [3]蒋泥、甲一.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第75页
       [4](4(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120页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30页
       [6]王润华.从司空图到沈从文「M」.香港：学林出版社，1989，第156页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第165—177页
       [8]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177页
       [9]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2
       万珊伶，女，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