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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的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文中严肃指出：“社会上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语言运用又是怎样呢？199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目前，社会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意识比较淡薄，语言文字运用中的混乱现象相当严重，这种状况已经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1]当我们的脚步跨进21世纪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在有些方面反而更加严重。我们知道，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强盛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在建国初就提出了规范化的问题，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国家语委，语文工作者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然而其结果总是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提高语言规范化的水平。笔者认为，既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外部的原因，本文就主要方面略陈管见。
       一、规范化与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国家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制订的行动准则。建国以来，我们制订了一系列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对促进语言规范化起到了直接和明显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不够具体
       综观半个世纪，早期的语言政策往往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细则。比如推广普通话，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应达到什么程度，何时实现，若达不到将采取什么措施等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以致于执行起来缺乏明确的目标。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变。比如国家语委公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的规定》《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都比较详细、具休，尤其是还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以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这样的规定出台，如对题词的规定等等。
       2、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理论上讲，语言政策法规的制定必须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能科学的揭示语言及运用的规律。但事实上要做到是很难的，因为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有些规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我们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甚至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普通话读音的规范：
       迹：1957年一审时，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的“迹”确定为念去声，1962年三审时，又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的“迹”改为阴平；1985年修订时又将阴平改为去声。
       一个字的读音，居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变动了三次，这不是折腾人吗？这样频繁的变化，叫人家怎么规范？而且念阴平或去声并未影响意义，也就是说没有本质的差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以群众的方便出发，而是闭门造车，硬是给老百姓带来麻烦呢？再举一例：
       谁：1957年一审时，主张“谁”只念“shui”；1962年三审时，主张在“shui”的基础上增加一个“shei”读音，但“shui”是首选读音，“shei”是又读音；1985年修订时又把“谁”的首先读音改为“shei”，“shui”音成为又读音。1994年公布《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又把"shui”作为首选音，列在表中，“shei”作为又读音，列在二表中。
       这有点像变戏法，特别严重的是在同一时期，同一权威部门公布的标准中却出现了分歧，其后果是造成混乱。比如一个普通话测试员，考试时，要念“shui”，因为它是首选音，在依据《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编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中就明确指出：“‘shei’是“谁”口语又音，已常被‘shui’代替。”[2]说得很清楚，“shei”是口语音，而且经常被“shui”代替，“shui”是“谁”的首选音。然而当你拿到普通话测试证书后，到实际教学中又要改为念“shei”。因为这才是普通话审音时被确定的首选音，《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也是这样注音的。这种矛盾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二、规范化与使用音
       和规范化发生直接关系的是人，人既然是语言规范化的倡导者，又是语言规范化的使用者。从工作性质和在规范化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考察，我们把使用者分为四个层面：领导层面；语言工作者层面；文艺工作者层面；一般群众层面。从影响规范化的因素来看，他们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规范意识淡薄
       语言规范化，首先有个认识问题，这是前提。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语言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规范就缺少动力，工作也就难以有成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因大众中普遍存在着规范化意识薄弱，认识不到位的现象。比如把语言看作是个人的事，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吃多吃少，睡多睡少却是自已的事，与别人无关；也有认为语言是发展的，永远处于规范化与不规范化交替之中，既然不可能做到规范化，那又何必去刻意追求呢？当然更主要的因素还是认为语言规范化的作用远没有其他诸如经济等来得大，即使有不规范的现象，也不会影响政治、经济等大局。
       二是执行不力
       在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随处可见，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对国家的政策法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执行与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论已深入人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即使针对同一件事，上面可以来断下文，而且措辞越来越强硬，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很明显，执行者说得多，喊得响，做得少的不在少数。语言政策的落实同样出现这种怪圈。
       三是喜新厌旧的心理
       从心里学来看，人普遍存在喜新厌旧的心理，说好听是喜欢创新。同一个词用多了，喜欢创造一个新的来代替，某种表达方式用烦了，就想出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普通话说多了，插入某些方言感觉很新鲜；它写简化字，增加写繁体字也觉得有变化。语言的变异，包括网络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的变异与这一心理不无关系。
       以上这些因素在各个层面的人群中带有普遍性。
       三、规范化与经济
       影响规范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语言规范化也是一句空话。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这容易使人足不出户，一生守在一个小地方，老死不相往来。解放后这种状况有些改变，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大部分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落后，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化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说本地方言足以交际，何必再说“洋话”呢？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加上十几年以政治为纲，忽视经济建设，致使不少地方一直处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之中。可以想象，一个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或基本解决的人，语言规范化对他来说又有什么作用？所以经济不发达同样严重阻碍了语言规范化的普及和提高。
       当然经济和规范化并不一定成正比。经济发达地区，规范化难度有时反而比别的地区来得大。比如广东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得很快，可规范化并没有与经济成正比，不仅广东人说方言，写不规范的汉字，而且连北京等地也举办广东话培训班。在广东，有的单位招聘人才，将能否说广东话作为一个条件，相反会不会说普通话倒没有关系。应该说这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对此需要有别的条件制约，规范化的措施要跟上经济的发展，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过这个问题与前面谈到的由于经济落后而制约规范化问题并非在同一层次上。
       以上我们对五十多年来影响语言规范化的几个主要因素作了分析。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要使语言规范化工作有长足进展，就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综合治理：如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领导带头，加强宣传；依法管理和政策管理相结合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参见《人民日报》1992年9月26日第1版
       [2]宋欣桥：《普通话水平测式员实用手册》第17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许性红，男，河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大专部讲师，主要从事语言文学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