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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的开阔与粗犷孕育了萧红的真率、自然与敏锐，《生死场》上凌厉而残酷的笔锋终于掀起了一场扎根于土地的人类大爱、大恨和大痛之风。而这一完美艺术成果的呈现必须承载于现实主义的大舟才得以绚烂于世。
       现实主义以探求真实，追求事物的逼真为创作原则与审美规范。要求作品对自然忠诚，推崇古希腊人所宣扬的“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1]的朴素的观念。现实主义甚至一度把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作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生死场》中箫红淋漓尽致地天才式地扬起了这一艺术原则：“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树的根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著。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 山羊嘴嚼榆树皮，黏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著。被刮起的这些黏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像粗重浮游著的丝条；黏沫挂满羊腿。榆树显然是生了疮疖，榆树带著诺大的疤痕。山羊却睡在荫中，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盖伏下，像是一棵大形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2]作品开篇便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真实的农村生活图。这里摈弃了沈从文、汪曾琪笔下虚化了的世外桃源之美，作者只沉浸于客观描写，拒绝了诗化的谎言。同时，也排斥了包括鲁迅等在内的启蒙者对农村生存状态的由上而下式的悲悯。仅仅是在细腻的描绘，而其中的“山羊”是混沌的、自然的生物体，没有美化也没有刻意思考的痕迹，却拥有了独到的艺术之美，即现实主义奉行的自然、真实之美。
       再看作品中对王婆走进屠场的一段描写“就在短街的尽头，张开两张黑色的门扇。再走近一点，可以发见门扇斑斑点点的血印，被血痕所恐吓的老太婆好像自己踏在刑场了！……走著，走著，立在院心了。四面板墙钉住无数张毛皮。靠近房檐立了两条高杆，高杆中央横著横梁；马蹄或是牛蹄折下来用麻绳把两只蹄端扎连在一起，做一个叉形挂在上面，一团一团的肠子也搅在上面；肠子因为日子久了，干成黑色不动而僵直的片状的绳索。并且那些折断的腿骨，有的从折断处涔滴著血。在南面靠墙的地方也立著高杆，杆头晒著在蒸气的肠索。这是说，那个动物是被钉死不久哩！肠子还热著呀！满院在蒸发腥气，在这腥味的人间。”[3]这“斑斑点点的血迹”、“滚滚而来的腥气”、“被肢解的动物肢体”、“屠杀的工具”都真实而血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不快甚至厌恶的。但这近乎残酷的真实描写，而形成的“生的欲望”强烈的情感是直接冲击读者心灵的。如果没有这样真实而冷酷的描写，作品强烈的感情将无处归依，而文本张扬的力量感也将缺少基石。由此，现实主义力量的美便得到了肆无忌惮的爆发与宣泄。
       现实主义发展到后来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对客观的描画，它们对艺术审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卢卡契把这一要求具体阐述为：“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4]在这“整体”被有意识的强调，而所谓的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可以说，《生死场》的巨大成功根本上就是实现了对描写对象（中国北方农民）整体的把握与纵深的探究。简单的说，就是整部作品完成了对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的关照。而这一着力点是作者通过对人物纷繁复杂的“生”与“死”来表现的，萧红描绘了一大批低贱如虫子般的农民，如“麻面婆”、“罗圈腿”、“小金枝”、“月英”、“二里半”、“王婆”等，他们“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5]。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进行热热闹闹、声嘶力竭的生与死的描摹中，给予更多的恐怕是对生命的悲切与同情。王婆迫于生计，亲手摔死了自己的孩子，却用几十年的唠叨与悲情涂抹着夏夜的星空。金枝夫妇近乎玩笑式地断送了自己孩子的性命，却在深夜于乱坟岗哭泣。月英瘫痪数十年，所有的亲情、爱情荡尽，下肢白骨赫见，臀部腐烂却仍然忍受着丈夫的辱骂顽强地活着。生与死的深刻在一群没有思想、食不果腹、贫贱如草介的农民身上得到了庄严的演示，而他们无足轻重的生命也终于谱写出人类强劲的抗争之曲。
       典型人物形象是现实主义创作审美的又一大特征。早前，黑格尔就为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奠定了美学基础，他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而性格之所以引人兴趣是它的完整性，性格完整性则“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6]也就是典型论要解决的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对此，鲁迅的《阿Q正传》就有过出色的表现，我们阅读作品时常有惴惴不安之感，总以为写的是自己。实际上，此时的阿Q已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即阿Q们而存在。阿Q拥有了巨大的共性，甚至成为国民性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即典型形象）作为了艺术审美的高标准。
       《生死场》中的人物表面上似乎缺少这样的力量，“王婆”着墨最多，但她张扬而独特的个性却非人人都有。此时，我们更需要一种阅读文学的能量，一种穿越阅读障碍直指生命本原的能力。细品之下，我们不难发现萧红笔下人物形象似乎有某些共通之处，那就是时刻张扬在人物身上的生命力。比如，金枝在婚前怀孕时因为内心的痛苦和不安，做事常常溜神，她不小心把青色的柿子摘下来，妈妈一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生气，就用脚踢她，然后作者说，“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7]用脚踢向女儿的母亲是彪悍的、野蛮的，更是作为一种强硬的生命力形象而存在的。一方面，在那样的年代生存资料——食物的严重匮乏，导致人物的生存困境日益窘迫。另一方面，物质匮乏的压榨导致了人物生存意志的无限膨胀，甚至人性的“恶”化，在这近乎“恶”的人性张扬中，生命却异端地坚硬起来。比如，金枝的母亲要守护食物，即使是亲生骨肉也不能有丝毫差错，这是野性的、自然的、本能的情感。同样的，这样的性格在王婆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王婆为了保存仅有的生活资料，亲手摔死自己的孩子；从儿子脚上夺回属于丈夫的鞋子，对赤脚采雪地的儿子视而不见；晚年因得知儿子的死讯而吞食了农药，但她终究将死未死，求生的意志异常坚定，作者说“忽然从她的嘴角流出一些黑血，并且她的嘴唇有点像是起动，终于她大吼两声，人们瞪住眼睛说她就要断气了吧！……赵三用他的大红手贪婪着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涨，像是鱼泡似的。她立刻眼睛圆起来，像发着电光。她的黑嘴角也动了起来，好像说话，可是没有说话，血从口腔直喷，射了赵三的满单衫。”[8]这一场景的描述是恐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但哪怕是如此丑陋的生命也有坚硬的求生意志，因此就在仪式结束要钉棺材盖时，王婆又活过来了，她说：“我要喝水！”所有求生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除此之外，“疯癫的麻面婆”、“年轻的金枝”、“病弱的月英”、“糊涂的二里半”他们的身上都同样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真正做到了于卑微而见悲壮。鲁迅就曾在评论《生死场》时说，“她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9]张扬的生命力构成了《生死场》人物的典型性特点，完成了作品的美学基点。
       注释：
       [1]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2][3][7][8]萧红：《生死场》，见《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5、第79、第74、第105页。
       [4]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8页。
       [5]胡风：《读后记》，《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45页。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7页。
       [9]鲁迅：《序言》，《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全集》（上、下），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7月版。
       [2]萧红：《萧红》（名人名传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李振声编：《我是鲁迅的学生 ——关于于萧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
       [4]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6]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8]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9]丁帆等著：《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马丽，女，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助理讲师。现为浙江大学现当代在职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