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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一光200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很容易让人想起他1997年出版的《我是太阳》，在写作时间上，两部作品的间隔差不多是10年时间，这对邓一光来说，似乎预示着一个创作周期，或是一种创作的轮回。岁月荏苒，弹指一挥，其间中国文学产生的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我们惯有思维中对文学所抱有的“深度”和“力度”的期待日渐丧失。关于过去，关于曾经的一代人成长的故事，是否依然能够打动今天的读者，是否依然能产生《太阳》那样的征服力，这些对我们可能都是比较有兴趣的问题。
       我想，不论是谁，大概都会对《我是我的神》这样一个题旨表现出兴趣。“我是…”这是邓一光贯用的话语方式, 强调着自身主体性的重要。邓一光的小说不论采用主观叙事视角，还是客观叙事视点，强大的主观自我都必然到场，将个人的主观性先声夺人地表达出来。当然，更引人注目的是“我是…”的后缀宾语，“…太阳”，“…我的神”，这种话语的语势，以及内在的精神气势，都无不打有邓一光式的条码。“太阳”与“神”，这种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性的喻指，让人感到了强势的欲望主体对自我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的宣泄，将自我的内宇宙在这种话语中膨胀到无限巨大的空间。
       这一题旨或许是受到“我是太阳”的一种潜在暗示，但决不是邓一光的率性而为，而是蕴藏着某种理性的思考。显然,小说题旨中的这个“神”与宗教、与神仙无关，因为邓一光强调的是“我的神”，有其个体的专属性，因此这个“神”所指涉的内容，只能由读者各自从文本中不同的人物身上去探询其所表达的特定意义。
       在精神指向上，“太阳”和“神”的指义似乎具有趋近性，但读完作品后，我们会发现其所指有很大不同，在两部作品中，邓一光表现出来的或说是想要表达的东西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在《太阳》中，邓一光基本上是以仰视之心，用一种赞颂的方式，书写着英雄时代的传说，讴歌着理想主义的“太阳精神”，而主要书写对象是父辈，是“他们”，看看这样的句子：“他们是太阳，真的是太阳！没有什么能击倒他们！就算击倒了，第二天黎明，他们还会不屈不挠地升起来，继续燃烧他们的生命。”他在用煽情的话语，拼力打造提升着作为象征秩序的革命父辈形象，在臣服和崇拜中寄托自己的理想。“太阳精神”成为小说和人物的精神支撑，他努力地让读者相信，只要秉持这种精神，就可以更从容地面对历史和现实，毫无惧色地去挑战人生和命运。
       《我是我的神》，虽然仍是家族两代人故事的陈述，不过却已从英雄叙事渐次过渡到成长叙事，视点从父辈下移到“孩子”，主要观照的是“我们”的命运和心路历程。而且小说的核心意象变了，邓一光曾将父辈英雄主义视为一种最完美的、让当代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而现在，支配创作的理性精神和个人感受与过去不同，邓一光更看重的是生命本体的主宰力量。
       从《太阳》在超验的父辈世界中寻求精神支柱，到现在《我的神》对自我生命主体精神的追寻，创作主导精神的变化是明显的，在前者，太阳为万众所仰视，下去——照常升起——继续燃烧，成为人物的行为过程，对后一代人也是一种精神指向。在后者，神却是个人化的，被自我认定的，小说的主线是：迷惘—对抗—破坏—出走—寻找—毁灭或更新，这是一个关于生命主体意志觉醒的过程。我觉得，这种差异性，正体现了邓一光的创作新变，可以让读者触及到邓一光现时的探察方位，抵近其当下思考的“精神深度”。
       在一种新的思量中，邓一光的审美判断与人物造型的重力中心都发生了位移，他在作品中采用的近乎是一种“破坏”的方式，至少在主观创作意图上有一点这种倾向。他在有意无意地解构着《太阳》式的英雄叙事，也对自己过去积蓄的东西施行“破坏”。他所描摹的一群特殊的第二代人，在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雨中，命运被外力破坏，也在不断地用各种方式“破坏”着自己。他们向既定秩序挑战，甚至是不可思议地用生命、青春和鲜血反抗着被强大的父辈所征服。在反抗征服和与社会的冲突中，寻找着最终的精神家园和回家之路。为了达到“破坏”的目的，邓一光几乎是把小说中的人物都弄得伤痕累累，让他们身心和命运都遭受重创，他破坏他们，同时也在破坏自己，在“破坏”中似乎获得了一种创作的快感，像小说中重点描摹的对象乌力天扬一样，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崭新的个体意志诞生了，他听到了来自个体生命的神性的召唤。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神》，在对父辈历史性的回述中保持了一种书写的警惕。同样是有关英雄的言说，同样指涉了家、子女和他们的成长，但因为创作主导思想和叙事策略的改变，使作品的阐释有了明显差异，书写父辈的价值尺度悄然间发生了位移，在《太阳》中，是崇拜、向往、认同与追寻；在《我的神》的再度叙说中，则有了审视、抵触、对抗和疏离。关山林、乌力图古拉们可以凭借强大的支配力量，去指挥千军万马，打造自己的辉煌，他们在战场上、情场上都是强势的，像乌力图古拉吼一声就能让坦克熄火，甚至让高不可攀的国际主义女战士萨努娅难以摆脱地成为他的妻子，在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是英雄，仰视中，革命父辈无比高大。在《太阳》中，儿子们基本是臣服于父辈价值体系的，是一种承继关系。但在《我的神》中，乌力图古拉已从父辈英雄的高台上走下来，战场血性退去的他，在现实中被还原成一个不再需要仰视的人。他与儿子之间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关系，他们相激对抗，驯服与反驯服，压制与反叛。儿子们拒绝屈从，拒绝被支配，其目的在于自我的成长，和个体自我的确认。
       如果我们在“家”的结构关系中观照，会发现某种隐喻的意义。在乌力图古拉养的一堆孩子中，与他有血缘关系的是四个。老大，通常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中被赋予家族责任担当人的角色，他们只能呈现出负重、奉献和榜样的姿态，构成家族的支撑力量。因此天健自觉地顺从着父辈的价值体系，在海战中英勇牺牲，成为英雄。但作为个体的人，他只是个毫无个性的长子。次子天时被动地被父亲送进部队，因为乌力图古拉认为老大死了老二必须成为续接的接班人，部队里必须要有他的孩子。天时在战备施工中为救战友失去四肢和意识，脑袋里只剩下残存的政治话语，每天无意识地复述出来。天赫成为家族中首个向父亲挑战的人，骨子里他与父亲最相像，蒙古人的血统，注定他要成为铁血英雄，浪迹天涯。和父亲一样，他是暴力革命者，主体自我强大，所以决不会臣服于父亲的控制。天扬是文学作品中的幼子形象，怯懦、孤独，缺少自信，少年时什么也干不好，总是无目的地在破坏中去寻觅属于自己的命运。在他身上“幼子”是和“逆子”、“浪子”的角色合成一体的，总试图在逃离、出走中摆脱父母的羁绊，用各种方式寻求自由。他身上的某种“未成年性”几乎是一生相随，他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确立过程比任何孩子都繁复、艰难，从漫无目的，到意识到自我主体的存在，再到自我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显得过于缓慢。
       几个孩子一分为二，指证着两种不同的成长类型。天健、天时成为父亲强大意志的驯服者，入伍当兵，按父辈的希冀自觉或非自觉地完成英雄的人生。天赫、天扬则踏上反叛父权制象征秩序的道路，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愿尝试人生，把握命运。他们同样参军参战，成为英雄，与哥哥不同的是，他们的经历更曲折、更丰富，人性更饱满，是小说中真正的主人公，邓一光本能地给了他们更多的偏爱。
       乌力天赫是邓一光最喜欢、最下功夫写的人物之一，他也最集中地体现出邓一光性格和叙事的非和谐性的、或可说是最个性的一面。邓一光喜欢残酷的冷叙事，战场、铁血英雄。乌力天赫作为一个暴力革命者，不断在经临流血和死亡。但另一方面，邓一光生命感性中的忧伤，以及骨子里的诗性品质，总不可自抑地想找个空子散发出来，于是在乌力天赫身上又有着蓝色水晶般的忧伤，他仰望星空，想成为一棵树，一只熊。他写着诗性的句子，和哲理的话语，于是在男人战争的血与火的残酷和女人炼狱般冰冷的日子里，有了那些永难抵达的书信，这又是一种最浪漫主义的热抒情。
       塑造乌力天赫这个形象，邓一光个人的想象性的成分太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现实感比较弱的形象，人物的身份设计太过传奇，超出了一般人的个人经验。体弱多病的天赫在父亲的死踢死摔中茁壮起来，成人后传奇性地经历了珍宝岛保卫战、抗美援越、中越边境战争、阿富汗战争这些历史大事件，去过秘鲁、刚果（金）、阿富汗、克什米尔、古巴、俄国，这是一个从中国走出去的世界革命者。他先后是解放军战士、赴越军事观察员、非常规部队越境特工，无国籍的志愿者，身份复杂，甚至有些诡异，浪迹天涯自由自在，满世界游荡成为一个游侠式的英雄人物。在我看来，他有时更像是一个旅行者，游吟诗人，朴素主义的哲学家，因为他是用旅行家、诗人的眼光在打量世界，欣赏风景美食，虽然有些经不起推敲，但最符合邓一光式的激情期待，也最能反映出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状态。
       简雨槐和乌力天赫共构了阳刚阴柔、火与水、力与美的叙事功能圈，如同喜欢乌力天赫一样，对简雨槐，邓一光倾注了创作的激情，尽管命运多舛，却被赋予最美的书写，美的灿烂、美的凄凉、美的破碎。写简雨槐，邓一光完全敞开了自己，蓝色水晶般的忧伤，诗性、哲理、浪漫主义的抒情，这些最自我的东西都是表达给简雨槐的。
       读作品也就是在读作家，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血脉意识，与邓一光在现实中对原初生命根基的渴望，对自身种族的骄傲是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主要是对于家族革命血统的自豪呼应，现在又有了对遥远种亲的接续，对种族之根的认同与信仰。在血缘意识的统摄下，邓一光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想象力，草原、骏马、蒙古史诗、英雄原型、铁血气概，这些一直是激励他原创的基本语境，从关山林到乌力图古拉，到乌力天健、乌力天时、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的命名，不仅昭示着命名者对血缘召唤的响应，而且也把乌力图古拉与“家”、与社会政治的象征秩序联系在了一起。
       读完这部小说可能最初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我的神》是对《太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是将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和他的家庭故事，经过一次新的文学想像激活之后，又一次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有这样的联想实在是很正常，因为人物、故事和某些细节，无时不在提示着这两部小说之间的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容易使人承续先前的阅读经验，将十年前的人物影像再度变得清晰起来。说实话，某些生命的记忆在邓一光似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时间门槛，在小说文本中，尤其在一些拈之即来的情节细节上，邓一光似乎总是难以摆脱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的限定。当然，作家都会将他的个人经验和生命经历融入他的小说写作中，但他会设法将自我隐匿起来，成功地将本体经验转化为一种人生的共通经验。经验阐释的多样性，不光决定于作家个人经历的丰富，更主要的是要在想像的帮助下去完成多向度空间的阐释。我觉得在《我的神》中，邓一光对过去的成长经验、生活经历和家庭影响，缺乏必需的警醒，未能审慎地保持一定距离，其实，在构思、言说技巧上稍加注意，有些东西是可以避免复制的。
       《我的神》最能体现邓一光高蹈狂舞式的叙事风格，经常是将自己、小说的叙述者、小说中的人物这三种角色模糊在一起，无法做到抽身离去。常常以直接抒发的方式，将自我的偏向性和情感程度毫无遮拦地表达出来，写到快意处，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头，话语恣肆，淋漓尽致，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已成为我们熟悉的一种邓氏风格，是邓一光生命内在浪漫精神的直接传达，当然也可能是一种率性的习惯化的表述，有时过度夸张，毫无节制，像乌力图古拉被炸弹炸中那一节，还有写伤兵的场景，描述就太过泛滥，使小说前半部分话语膨胀得厉害，情节进展太慢。
       邓一光通过《我的神》把对历史激情式的言说转换成自我理性的检视，或说是对自己过去历史阐释的一种主动反省。他已经写了很多长篇作品了，但我肯定，不论我们对作品做何评价，《我的神》都是邓一光最想写、也最愿意去写的一部作品。
       蔚蓝，文学评论家，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