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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现代杂文的集大成的开山祖。他的《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和《集外集》等杂文集，收集了六百多篇杂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其中有政论、短评、杂感、随笔、书信、日记、序跋等，其杂文笔法如群芳众卉，争奇斗艳。
       一、犀利泼辣的文章气势
       鲁迅的杂文是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作为“匕首”和“投枪”而创作出来的。他说：“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所以他的杂文能以简练尖锐的笔锋，犀利泼辣地剖析主题，解剖对象的要害。“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头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的杂文，有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斗争；有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揭露与抗争，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有对国民党杀戮革命青年的控诉和斗争；有与“新月派”、“第三种人”和“论语派”的论辩；有对中国半殖民地商业社会的透视和批判；有对明清思想、文化、学术以及儒、道各家的重新审视与清理；有对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批判。这些杂文显示了鲁迅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
       鲁迅杂文说理透辟，论据确凿，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和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所以具有犀利泼辣的文章气势。例如《“友邦惊诧”论》中，写1931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南京屠杀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还诬蔑学生是“越轨行动”，训斥中国人民说：“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鲁迅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文章把口呼“惊诧”的“友邦人士”与国民党统治下种种黑暗的暴行一对比，指出这些是要中国人民甘受杀戮的“友邦人士”，这是国民党血腥暴行支持者的“友邦人士”。其笔锋所向，锐不可当。
       鲁迅杂文善于利用论敌的内在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例如在《文学与出汗》中，先将论敌的人性论的论点和论据端出来：“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接着抓住对方逻辑上的矛盾，反诘道：“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这就收到了“何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于死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战斗作用。
       论述某一个问题或阐发某种事理的文章，也很犀利泼辣，绝不拖泥带水。如《拿来主义》，文章开始指出中国一向的“闭关主义”。别人的一切，都不许来。帝国主义入侵以后，变成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接着针锋相对地论述“拿来主义”。“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后，“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使外国的文化成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最后结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仅用三言两语，就剖析出主题，简洁而又透辟。
       二、议论、形象与抒情相结合
       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将议论、形象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
       鲁迅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言》），创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他的议论，分析透辟，逻辑严密，又不作枯燥的说教，以“一鼻，一嘴，一毛”勾画出异常生动传神的形象，充分表现了议论对象的典型特征，使读者能从一斑而窥全豹。在鲁迅杂文中，勾画出了形形色色的“叭儿狗”，一边吸血一边哼哼发议论的“蚊子”，嗡嗡叫的“苍蝇”，媚态的“猫”，往来主奴之间的“西葸”，小骂大帮忙的“二丑”……这些形象，成了社会上某一类型人物的代名词，生动再现了某一类人物的形态、神情和心理特征，达到让具体形象来说理的目的。例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描写“叭儿狗”的特点，又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即“正人君子”们的特点。这叭儿狗的形象惟妙惟肖。作者通过这个形象展开议论，指出：“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这就是形象化的议论。
       有些杂文将议论、形象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白莽作〈孩儿塔〉序》，评论白莽（即殷夫）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孩儿塔》。其中一段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躯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样评论连用六个比喻，都是生动而又贴切的具体形象，从不同角度来议论《孩儿塔》的“别一样意义”。既充分肯定了《孩儿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诗歌，又指出它只是幼小的“萌芽”，是“第一步”，表达了对诗集的赞美之情，对“摧残者”屠杀白莽、禁止革命书刊的悲愤和抗议。这里将议论、形象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使读者爱其所爱，恨其所恨。
       三、尖刻的讽刺手法
       鲁迅说：“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这种“尖刻”，主要是由于运用了讽刺艺术。
       鲁迅杂文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有揭露型讽刺、冷峭的讥嘲、联想型讽刺、归谬型讽刺、夸张和荒诞型讽刺、顺便偶刺之等。
       在鲁迅的杂文中，揭露型讽刺是大量的。如在《夏三虫》中，揭露古今统治者都是些比苍蝇、蚊子都不如的蛆虫。在《伪自由书·战略关系》中，讽刺在日寇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的“党国战略家”：“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文中“都请深入罢”，是摹拟“战略家”屈膝媚外的口吻。“放心，放心”，讽刺反动派开门揖盗又不许人民有任何反抗。痛揭敌人的疮疤，撕掉丑类们的假面。这样的讽刺文章，还有《友邦惊诧论》、《我们不再受骗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篇。这样的讽刺是辛辣的、无情的。
       对于反动文人的讽刺则是冷峭的讥嘲，撕掉他们的假面，露出他们可鄙的灵魂。如《花边文学·奇怪》中讽刺那些不许男女同咏、同行、同食、同影的封建文人：“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面孔内，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讽刺俏皮、含蓄、有蕴味。冷峭的讥嘲，还有《知难行难》、《好政府主义》、《言论自由的界限》等篇。
       联想型讽刺，如《准风月谈·各种捐班》。花钱买官，叫“捐班”。鲁迅由清代的捐官联想到民国时代“文人学士”也可以“捐”了，只要你有钱。要捐学者，“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版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这就叫作‘金石家’”。捐文学家呢，也不难：“只有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这样的“文学家”，就是“捐班派”作家。由捐官的“捐班”，联想到“学者”的捐班，捐“文学家”的捐班，到“捐班派”，这种联想型讽刺是更艺术、更有力的讽刺。
       鲁迅杂文中的归谬型讽刺，如《论辩的魂灵》中就有一段采用一连串的“归谬”，歪理一个接一个，环环相扣。通过这一个接一个的歪理，论辩者的“魂灵”也就被辛辣地讽刺了。归谬型讽刺还有《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华盖集·牺牲谟》、《而已集·新时代的放债法》、《准风月谈·外国也有》等篇，运用得都十分巧妙，出神入化。
       对于生活中的怪现象和文坛上的丑闻轶事，通过联想、归谬，甚至夸张、荒诞的讽刺，引起人们对讽刺对象的厌恶、轻蔑、鄙视。
       四、巧妙的“曲笔”
       “曲笔”，是指写作中委婉的表达手法，长于表达人们内心的深曲之意和难言之情，同时，使作品产生了浓郁的含蓄效果，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趣味。鲁迅反复强调杂文造语“须曲折”的道理，创造了“曲笔”的议论方式。
       鲁迅杂文的“曲笔”，可从思路营构的脉络和语言的模糊特性两方面来分析。
       作者不直接解释、点破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有的运用某一具体感性形象作为立论的基础，通过联想、类比，让读者去体会，得出结论，如《帮闲法发隐》；有的借古讽今，对现实痛不针砭，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的以此说彼，通过评论风花雪月、草木虫鱼而寄寓政治性的感想，如《准风月谈》、《夏三虫》；有的故隐其辞，真的东西偏不说破，让读者去仔细体味才能有所破译，如《现代史》。
       鲁迅有不少杂文态度明确，旗帜鲜明；也有不少杂文的语言隐晦曲折，含蓄委婉，具有模糊特性。有的托物言理寄情，双关或对比谋篇。在《二丑》中，通过戏台上的“二花脸”的描写，仿佛令读者看到了社会上趋炎附势的小人们的共同的丑恶灵魂。有的采用了反语、比喻、夸张、象征、借代、双关、衬托等修辞方式，使语言的模糊性中含有丰富的暗示性。如《中国人的生命圈》中，把中国人的命运概括为“生命○”，既形象地揭示了中国人在异族侵略者面前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而由“生命圈”到“生命线”到“生命○”的演变过程，又暗示出中国人的生活保障其实是等“○”。有的运用模糊语言和形象化的语言手段，使其隐晦曲折。如《灯下漫笔》中：“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因为“文明”、“阔人”“这些”、“食人者”、“现在”、“青年”等都是外延无准确界限的模糊语言，又分别构成了比喻、双关的辞格，这就使其构成的句子模糊起来。有的借助一些标点符号的运用，来传递模糊信息。如《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作者用“△”来构成模糊信息，使读者体味到张资平的“小说学”的精华，其实是迎合少数人的低级、庸俗、下流趣味的“三角恋爱”。还有的运用语言重迭、大词小用、巧用数字等，妙趣横生，曲折地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的险恶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在专制者统治的时代，作家的心声不能直接表达出来，采用“曲笔”的手法，既提供了逃避政治迫害的手段，又增强了杂文的艺术表现力。
       五、不拘一格的结构
       鲁迅杂文的结构不拘一格，布局谋篇也因题而施。
       大多数杂文结构严谨，层次井然，逻辑严密，首尾呼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门外文谈》、《拿来主义》等。
       有些杂文援古例今，谈天说地，但不离主旨，形散而神不散。如《忽然想到》、《马上日记》、《病后杂谈》、《“题未定”草》等。
       有些杂文的结构敢于创新立异。有的直接回答问题，如《答北斗杂志社问》、《青年必读书》；有的剪贴或摘引报刊上的奇文，加以评语，如《立此存照》、《匪笔三篇》、《某笔两篇》；有的模拟某种谬论，加以比列，不着一语，而丑态尽露，如《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评心雕龙》等。
       鲁迅杂文的开头在平淡中见精粹，在朴实中有深意。有的开头简要地概括全篇的主旨，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开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这一段语是全篇文章的总纲。有的开头就树起批判的靶子，如《“靠天吃饭”》的开头：“‘靠天吃饭’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有的开头奠下哲理的基石，如《战士和苍蝇》的开头：“叔本华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读者看完全篇后，就会体味到开头那段话富有哲理的深意。还有的开头定不了全篇抒情的调子，如《忆韦素园君》的开头。有的开头交代写作的缘由，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总之，鲁迅杂文的开头不拘一格，丰富多彩。
       鲁迅杂文的结尾多是启人深思、耐人寻味，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有的结尾画龙点睛，如《现代史》，全文写看变戏法，结尾才点明主题：“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 ‘不死不活’的东西”。有的结尾运用哲理的文字概括全文的主题思想，意味深长，如《赌咒》的结尾：“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有的杂文全篇叙述在此，，而实际意义在彼，借助结尾点明主指，如《捣鬼心传》，全篇叙述捣鬼之术，结尾点明：“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有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联想的天地，如《从帮忙到扯淡》的结尾：“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下这扯淡”。鲁迅杂文的结尾也是不拘一格，具有言尽而意不尽的妙趣。
       刘道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