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散文创作，和小说创作一样，越贴近生活就越能在创作过程中突现自己的本色。这个话题人们早已提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们熟知的命题，我仍难做到透彻地理解和明确地把它表述清楚。这些年自己的散文创作，我尝试着从贴近生活这方面去努力了，但体会不是很深，创作的效果也不尽人意。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应是贴近生活不够紧密和深入的原因所致。怎样贴近？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思考方式肯定也不尽相同。
       可能是与我个人的阅历和身世有关，我在散文写作过程中总喜欢写我身边那些熟悉的小人物。在生活里我爱他们，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即便他们不在眼前，其音容笑貌也还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只要我伏在键盘前，我的手指就会很欢快地在键盘前跳跃，在滴滴答答地敲击声中，我总觉得与他们交流的话像汩汩的山泉在流淌。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熟悉，是一种长期自然贴近的结果。但我又深感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本色。为什么？我反思自己的“贴近”是否是一种真正的“贴近”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醒悟自己的言语个性已被很多阅读所同化，这样，作品里又有几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言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你这个不是人物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大家都说聪明话，平常人说话没这么说的。”[1]托尔斯泰也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2]感悟我自己这些写作过程，很少让作品中的人物在言说，这样个性特点从何凸显。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不受这种阅读同化的干扰，他们是在说他们甜酸苦辣的生活，说他们的感受。如果在作品里能真正让这些人物说话，则作品的真实度，形象化，内涵和分量自然也会相应地得到加强。认识了这些道理，再经过几年来的历练，我逐渐从这种“聪明的脑壳打架”的困境里走了出来。在《五月杨梅红》一文里，我特意让故事中的人物在杨梅岭进行真情对话：首先是杨梅妹对想吃杨梅果的“我”和大福唱到：“姐在一边弟一边，隔蔸杨梅在中间。若弟想吃杨梅果，叫声阿姐是当然。”大福哪是对歌的料子，但他又谗着树上的杨梅果，眼巴巴地看着树丛后那忽隐忽现的几个妹崽，无可奈何地咽着口水。为了满足大福的口福，我就顺口接唱道：“妹在一边哥一边，一蔸杨梅在中间。杨梅熟了哥当采，口吃杨梅心也甜。”歌声飞过去，几个妹崽一时答不上，这时大福可来了劲，他高兴地拍着手，乱添上一句：“杨梅熟了采当然，情哥情妹真好连。”那几个妹崽连声笑骂到：“好脸呀，哪个跟你连呀？”大福则更来劲了，又厚着张脸皮噱笑着回答：“哪个漂亮就哪个咧。”……我就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在这些一连串的对歌和对话里自然地再现他们纯朴、真情的个性的。并以这种充满生命活力的个性与那个没有人性的时代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实现一定的审美效应。可见，贴近小人物的自然言语世界，就是贴近了人最具本色的思想意识世界。
       当然，在贴近人物的言语对话的同时，也就自然贴近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细节。现在有些散文，为什么不受读者欢迎，主要就是没有内容，或者说内容空洞。他们喜好在文章中雕琢一些华丽的辞藻，买弄一些无病苦吟的作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没有深入实践，没有真正地去贴近这些小人物的生活、情感。在《输送光明的使者》一文里，我写了变电公司野外安装队员们的一些生活片段。那段时间，正巧我下乡，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抽空找他们聊天。周末，我还亲自到他们的作业现场去观察、去参与他们的施工。如果没有这些实实在在的行为贴近，我怎么能熟悉他们真实的生活细节，怎么能激发起想要写他们的激情？在激情的碰撞下，我抓住“母病危儿仍坚守在工地上”和“架设电线时的‘蜘蛛人’”等很具特色的细节来突现其“舍小家而顾大家”的“输送光明”的集体主义精神。写完后，我把文章拿给施工师傅看，他们都说写出了他们生活的真实，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贴近了他们的心灵。
       在观察构思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如何使作者的情感和文章中的人物事件相融合，这是创作取得效果的一个先决条件。平时，我常听一些想写散文的人说，他们想写，但苦于没有材料。这没有材料固然与生活阅历有关，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应是情感的问题。画家“作画要明白物理，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这才算到了微妙的境界。”[3]散文创作也应是这个道理，在生活中，你如果不是用心去观察身边的事物，对身边的事物和人缺少关爱，就很容易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假丑恶，真善美的思想行为少了了解，少了思考。这样就自然没东西可写；即便勉强写了，也只能写出一些厌世的、郁闷的、淡漠的类似乌托邦的东西。这其中缺了什么？我觉得主要是缺了情感。只有作家的思想情感与人物、与普通的老百姓的情感真正贴切一致，他在创作时才能感同身受。他才能在观察中扬弃仰视和俯视的观察态度，而采取平视的、和人物保持平等的态度去贴近人物，这样，作家的情感才能和人物的情感心灵相融相谐。面对当前创作的“多元胜景”，我们应该看到那些虚浮成分和某些重要方面的阙失。要想在散文创作里把人物写得更具本色一点，只有把人物的言语、细节、情感三者融化在创作者的心灵之中，让精神和灵魂进行写作，使之自然融合，自然升华，呈现出本色的真，本色的美来。
       人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环境之中的，人与环境的对抗，人与环境的和谐以及人与环境的很难磨合的那些模糊点历来就是我们在散文创作中所致力追求的方向。散文写作可以单纯反映一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把这几方面融合起来写更好。就是说致力于在写作过程中寻求对抗中的和谐，寻求和谐中的对抗，或者是在对抗中呈现一种有待发现、有待研究的现象或问题。这样写，才能把世界上的复杂事物，多元的认识含蓄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实践写作过程中，我不意在行文过程中作过多的诠释和表述，只是采用一种客观的叙述，我试图让作者在这种客观的叙述之中感悟点什么，理解点什么。比如在《野祭》一文里，我很难去确定自己到底应该站在一个什么观察点、从什么地方切入，突出什么、反映什么？我只是客观地把人们在农历七月十四这天晚上发生在野外祭祀自己祖先的场景再现出来。我在反问自己，他们这是在祭祀自己的祖先，还是在祭祀那些众多的、冤死的、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他们是在关怀鬼还是体现了一种最原始的人文关怀？我并没有明确地回答自己，全部留给读者去诠释。《空坟》也是如此，我不想评说造成空坟现象的对与错，我只是再现造成空坟的过程的种种原因；再现那些造成空坟的“元凶”怎样千方百计地设想，才能使那空坟形式上是空的，而内容实质上却不空这样一个事实。我想，抓住这些陌生的场景去含蓄地再现，或许能引起读者的一些深思吧？现在的一些散文写作，偏重于对抗、揭露、丑化。把环境的描写与人的描写置于完全对立的两个面，这似乎不完全符合生活的真实。因此，这一类散文的写作就很难再现生活的本色、生活的本真。当然，怎样把具体的环境和具体的生活在散文中本色地呈现出来，实现散文创造的“无我之境”，[4]那还需要创作者拥有“会当临绝顶”勇于跋涉求索的精神。
       将思考所得付诸笔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如同攀登一座没有路径的高山，选取登山的路径不同，就取决于你能否可以登上山顶。当然，写作的选择远非登山择路可比。在写作中，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言语组合方式来表现生活中的美。同样也是N个答案的问题。看来写作和登山都极须一种特有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是有别于常人的思考方式的，它要超出常人的思维模式。如果写作也像常人一样思考，应该是这样，那效果就没有多大的意思了。因为文学创作的最终结果就要造成阐释与重释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永远只是个过程，它的终点和目标，将是一个永远向前延伸着的未来。在常人眼里，他不会对《野祭》这样一个民族传统的节日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如果我们也循着一般人的思路去思考，就会失去文章的特点，失去文章的深度。思考有个特殊的路子以后，就要反复斟酌文章的情感基调，因为基调定好了，才能正确地选择或悲、或喜、或怒，或抑扬、或简约、或丰腴等各自交叉互融的叙述方式；才能有效地进行言语符号的组合。清代吴德旋曾说过：“作文岂可废雕琢？但须是清雕琢尔。工夫成就之后，信笔写出，无一字一句吃力，却无一字一句率易；清气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风神，乃是一家数也。”[7]这里的雕琢事实上强调的是一种自然之美、清新之气，这样才显得自然、古雅、有风度、有情致。可见，对本色的理解，既强调要淳朴、自然，也不能浅表化、单一化。
       散文的世界宛如那广袤无际的星空，而这星空是因仰望她的眼睛而存在的，是因嵌缀她的灵魂而存在的。在这真情缺失、真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道德解构与重构的大背景下，人们渴求散文创作的，无疑是本色的真情。缺什么，就需要什么。问题在于，什么是本色的真情，需要哪种真情：古典的、传统的、解构的、嬉笑的、还是世俗化的？这还有待于文友们共同致力去阐释。
       参考文献：
       [1][2]鲁迅文学院培训中心·文学之门[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74·74
       [3]李德生·张大千画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25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71
       [5][6]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文论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85·63
       [7]王景科·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23
       向延斌，广西柳州师专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