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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记载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它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古代文化百科全书，影响相当广泛，尤其是中世纪以来，几乎渗透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成为西方伦理道德、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皆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丰富璀璨的人间杰作。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以梦幻形式，叙述游历地狱、炼狱、天堂神奇经历，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更是直接取材于《圣经》，德国作家浮士德描写魔鬼用魔法满足书生浮士德的欲望,使他说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其标题就是直接引用《圣经》。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绘画和雕塑也不乏传世佳品，令人寄慨遥深的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和拉斐尔《西斯廷圣母》，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摩西》都取材于《圣经》。
       《圣经》由《旧约》、《后典》和《新约》组成，犹太教取《旧约》为《圣经》，基督教新教取《旧约》和《新约》为《圣经》，天主教取《旧约》、《后典》和《新约》为《圣经》。《圣经》故事有明显的教化作用，其在西方文化和道德伦理中的重要地位和根本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总统就职、法庭作证都要面对它信誓旦旦，笼罩在这部伦理教育范典的神秘光环和神圣力量似乎就更加不言而喻了。如果我们抛却它形成西方伦理教育范典诸如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似乎仍然可以从非常表面的层次进行一番探索。
       《圣经》以历史真实感再现希伯来文明和基督文明的历史渊源，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说理散播爱的讯息，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美善舍己谦卑全能的时代超人形象——耶稣。
       基督耶稣是上帝喜悦的形象，他的完美本质内核就是“爱”，他的爱与生俱来，约翰福音:“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诞生本身就充满着天父的祝福和传奇的色彩：夜晚天降祥瑞，忽然亮如白昼，夜空万紫千红，天兵天使伴随悦耳的音乐盘旋而来，高声歌颂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归于喜悦之子。而新约作者用“krios”来称呼耶稣，是把耶稣的身份等同上帝的身份，也是从侧面肯定耶稣神圣性的有力证据。《圣经》中人子耶稣最具光辉色彩的一笔——十字架上的殉道无疑是人类的道德典范，通过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真实感受上帝舍子就义、大爱无言，普遍激励与更新堕落人类的主观生存意义，实现道德伦理的升华,转而活出一种进入天国的“本真的生存”(authentic existence)，基督耶稣的神性由此而放大了。
       《圣经》除了描述耶稣与他的父神特殊亲密的关系外，对他与一般人无异的人性的叙述增加了更多人性化和亲民成分，从而摈弃“仰之弥高，望之弥深”的距离感和完全顶礼膜拜的生疏感。耶稣由童贞女玛丽亚通过圣灵而受孕，这一事件的特殊性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而言就是没有Y染色体的介入。神性赋予胚胎，道成肉身的耶稣降生在普通小城伯利恒一马槽，他的成长是渐进、熟视有睹的，与一般孩童无异。母亲马利亚温柔慈爱，耶稣跟着父亲做木工，循规蹈矩，耶稣十二岁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再回拿撒勒，路加记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一齐增长”，这证明耶稣人性成长的量变积累，过程中又透着无比的童真乐趣。魔鬼撒旦旷野试探，马太福音记载：“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这也证明人子耶稣鲜活可爱真实人性的流露，及至耶稣背负十字架完成人类赎罪（penal-substitution）最后气绝身亡也最终证明肉身耶稣拥有质和量两方面完全的人性。
       但是为什么万能的上帝要“藉着拿撒勒人耶稣施行爱心异能奇事神迹”呢？在《圣经》中 “上帝是全能的”这首先是一个最为关键的信念，他用“爱”开天辟地，造人设物，创造了一个完美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应当是被上帝肯定和喜悦的，只因亚当夏娃不抵蛇祖诱惑，偷吃禁果，被逐伊甸园；该隐诛弟，又揭开人类残杀序幕，人世间从此充斥强暴、仇恨与妒嫉，罪恶衍生。上帝对人子耶稣的选择，再次证明上帝独爱世界，擎起“爱”字大旗挽救“罪”的世界，通过新兴典范——“美善”耶稣跨越罪恶导致人与上帝之隔阂和鸿沟，从而建立全新精神纽带完成对人类普遍救赎和至“善”至“美”世界的再塑工程。
       人类从死亡到复活的救赎工作，在上帝的眼中只有具有完全神性及完全人性的耶稣才能胜任，完全神性保证了耶稣与父神沟通和救赎人类的能力，毫无过犯的人性保证了代赎的价值和意义。这正像我们可以奉献洁白的羔羊作为敬畏上苍的祭品而绝非追腐逐臭的乌鸦、苍蝇之辈可相提并论。
       “伟大的教育家”上帝在“爱”的教育之路可谓十分动情，煞费苦心，《圣经》认为苦难是“爱”最好的教育工具和途径。这观点颇似我国古学者所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许是上帝对亚当夏娃“爱”的教育失败的沉痛反思......但这种假设很容易遭到质疑：难道全能的上帝不能消除苦难吗？假如上帝是全善的，为何忍心看到我们遭受苦难？John Hick在它的著作“Evil and the God of Love”里有一段很好的解释，他强调在成长过程中，人必须能够自由地选择善恶，如果没有恶的存在，也就没有真正的选择，人也不能有真正的成长，人的潜能就不能激发出来。用这种观点也可以轻松地解释《圣经》中的上帝之“爱”之“善”乃非一般意义的而是直指终极目的，上帝也最终使耶稣战胜苦难，死而复活，正是他的“爱”的大能的最高体现，但这种观点的缺陷是降低了人对“恶”选择的道德力量的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圣经》的语言通俗易懂，在说不清之处，常常打个比方，因为形象的比喻、类比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加以补充，加以理解，从而清楚起来。比如《圣经》对天国的比喻，用芥菜籽比喻天国会由很小的一粒长成参天大树，预示了天国的美好前景，用珠宝商买贵重的珠子比喻天国的珍贵，用撒在海里的网比喻天国对居住人的筛选，这样就把精湛深刻的天国思想巧妙地寄寓在具体的、浅显的、常见的事物中。因为它具体可使读者感知，由于它浅显易为读者了解，运用时也显示了物和理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颇为有意思的观点，认为《圣经》的语言最本质手法应该叫做“俯就”（accommodation），是上帝在启示人类过程中迁就人类有限的心智水平有意为之，希冀凭借人类心智能力理解的语言、比作等手段来解释宣扬《圣经》之道，那么这样从《圣经》体现的内容、教义、表现的形式、手段皆可以看成上帝“爱”心的精工巧妙之作了——“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回答。
       《圣经》反映的是希伯来民族苦难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也是一部超越想象充满浪漫主义精神和史诗气质的不朽童话：穿越时空隧道，谦卑美善的耶和华坐在至高之处，俯仰尘世人间，他对每一个拈来之人都心生怜爱，“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信他的人因此而有福；不信他的人也积极践行着他的计划、作为与恩典。他的爱可以说是天空，不拒一片云彩，因此成就广阔，他的爱也可比作海洋，不拒一滴细流，因此成就浩瀚。尽管我们对《圣经》记载的奇迹和说教如今有了更为理性和科学的认识，从以上对 “爱”字当头的《圣经》微不足道的解释中仍然可以看出它成为西方伦理范典的积极因素和感人力量，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将不难理解基于“赎罪”的西方现代文化其实早已将《圣经》“宽容”、“忏悔”、“博爱”根植人心了。
       千百年来，《圣经》影响甚至决定了西方道德行为规范和文化面貌，在我国对《圣经》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当代中国研究基督《圣经》已经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更多政治文化意味的批判更多趋向中立、同情及学术性的批判。和谐友爱的理念并非中华文明所独有，而是在各个文明中都以不同的形态、观念存在的，我们有理由以拿来开放的心态去发掘和培育这种积极性的和共性的因素，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埃尔曼著，焦晓菊译.《达.芬奇密码》的真实与虚构〔M〕.华夏出版社，2006
       [3]朱自清.漫游在文明的梦幻中〔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人民出版社，2007
       李敏，女，1970年9月生，1992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任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秘书，职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