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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以深刻的自觉，以倾覆男权话语的书写策略，以前所未有的主体意识和女性视角审视着女性的现实存在，迎来了她在规模和深度上的颠峰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在男性话语体系中进行着决绝而艰难的突围，否定男性秩序中既定的角色框定，把自我从男性依附、母性神话中剥离开来，把自我救赎的书写投向了一贯被男性所忽略的女性同性，同性之间的相互拯救成为女性自我救赎的一种追求和尝试，一向处在边缘状态的“姐妹情谊”得到纵深探索。女性文本对这种姐妹场景的书写内涵十分复杂，既有女性之间真挚的眷恋之情，又充满诸多排斥与疑虑，凸显了女性寻求自我救赎的尝试与艰难，同时也表露出女性在走向个体独立道路上的个性缺失。
       一、姐妹情谊的缔结和救赎意味
       在这方面做出大胆而深入探索的是陈染、林白，她们对“姐妹情谊”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诠释，通过对姐妹情谊的深层心理剖析，探讨了这种自我心灵需求的丰富内蕴、矛盾性及不稳定性等方面。
       陈染曾经说过“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空心人的诞生》）。在她长长短短的叙述中，着力刻画了女性同性间精神之爱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她的作品中回环往复、动人心魄的部分，那燃烧在女性心灵深处的相互理解、信赖与依恋的至上情境，俨然一个东方同性精神之爱的女性神话，这使她的写作不仅具有女性文学的意识，而且具有道德方面的叛逆性。阅读陈染的作品，可以体会到她对于女性之间独特的“姐妹情谊”探讨的深度。陈染一直强调这种情谊的精神性，也一直在实践着，从心理的角度指认姐妹情谊，对女性建立自己的话语中心做出了尝试和努力。她认为，为了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世界生存，女人选择一个男人作为精神上的依靠，那只是“几千年遗传来的约定俗成的带有强制性的习惯”，女人和女人之间也有亲和力，而且会更深刻和忠诚，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潜能。”（《破开》）
       陈染所表现的这种女性乌托邦的理想，蕴含了丰富的女性文化及现实社会的症候，她把寻找真正的情爱、心灵沟通的希望寄予在同性之间，她提到，“情爱来自何方?异性之间肯定会有，同性之间也可能出现”，女性渴望的温馨与信赖的情感很难在现实中的男人那里找到归宿，而同性比异性更容易构成理解和默契，顺乎天性，“女人们是比较容易相互接近并亲密起来的性别类群”，她营造了一个个温馨自足的充满女性世界意味的家——女性之邦，互相护卫着面对艰难的世界和危险的处境，相互抚慰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灵焦渴和精神枯寂。“姐妹情谊”是由女性历史、生存境遇与女性心理整合而成的复杂行为，是个体生命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来自异性的失落之后，对理想的生活以及生命形式的一种大胆而又无奈的设计。这种同性情谊是建立在感情上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与同舟共济基础上的一种关系，肖蒙与乔琳，李眉与雨若，黛二与损楠，紫衣女与黑衣女，黛二、缪一和麦三，英子和守寡人等等无不如此，一份份充满张力与隐私愿望的女性情谊，寄托在商品化和男权日益深化的双重处境下，透射出女性寻找自我保护、自我出路的迫切愿望。
       林白是另一个大胆探索和表达女性间的姐妹情谊的作家，她的文本有一种审美和探讨的意味。《回廊之椅》中把朱凉和七叶主仆之间相亲无间、相依为命、同床共枕的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套叠进一个男性充满私欲暴力、肮脏龌龊的世界中，在男性间争夺、背叛和仇恨的对照中，朱凉和七叶两个女性间的相互认同、相守一生的姐妹情谊，具有诗意的美感，复杂动荡的革命历史故事与神秘莫测的女性同性恋故事的相互交织，宣告了女性从身体上和精神上不依赖于男性的自立与自信，把男性拒斥于女性世界之外，对“菲勒斯中心”进行了整体性颠覆和解构。《瓶中之水》中意萍和二帕之间，有“贴心贴肝”的温馨和吸引，她们相互依恋，互相欣赏，互相赞美，甚至在身体上有亲近的趋势。意识到自我欲念的二帕一直在寻找逃避的道路，她企图以进入外部——男性世界的方式来回避自己内在的女性世界，但对她而言，这并非一条轻松、便捷的道路，她强烈地感受到同性间吸引的同时也增添了恐惧和压抑感，她和意萍不仅不能真正深入自己和对方的内心，甚至不能给这种内心的欲望一个明确的命名。女性同性间深刻复杂的关系或者说欲望，是女性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女性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它却是一个女性自己也难以正视、难以阐释的困境。
       二、自我拯救的虚幻
       当代女作家借“姐妹情谊”来规避异性的侵害，寻求女性在婚姻、事业失衡后的精神支柱，展示了女性特殊的深层心理需求的一个新领域。然而，在她们潜意识中，同性之爱并不是精神的永恒归依之处，而只是一个暂避的所在，在同性情谊的背后同样潜藏着危机，作者自己都无法把握和弄清同性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和究竟能走多远？正如戴锦华所言，“陈染经由女性的生命经历与心路再度姐妹情谊这一命题时，她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她难于或不愿逾越的临界点：或则彻底否定性别秩序，坦然宣告自己对这一秩序的无视与僭越，宣告同性之爱与姐妹之邦的合理性，同时承受一个真正的边缘与被逐者的命运；或则背负着女人‘熟悉的痛苦’，继续无名无语的挣扎，这便是所谓‘失去笼子的囚徒’。”（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见《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文本中的“她们”都是经受着潜意识里的各种创伤，比如父爱的缺失，男性的暴力，对爱情的失望，还有被爱情背叛，这些女性在种种创伤的折磨下，在无奈、绝望和痛苦中，开始寻找来自同性的慰籍，带着这样的深层伤痛走到一起的女性，本能上必然带有一种“索取”，索取忠诚和永久，这就使女性之邦变成无法承载太多责任和承诺的颠簸小舟，任何一点风浪便能让它倾覆。
       因为男性世界的再次侵入，同性之间的背叛对心灵带来了更为绝望的伤害，《饥饿的口袋》中慧馨嫁给麦弋的前夫，《潜性逸事》中李眉和雨子的丈夫暗地里的恋情，不管其中有无恶意，两个女人之间的情谊永不存在了。黛二认为，“与同性朋友的情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她们之间最不稳定和牢靠的东西就是信赖。这种情感可以发展得相当深刻、忘我、富于自我牺牲，甚至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脆弱得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陈染《无处告别》）男性的再次介入，使姐妹情谊瓦解，隐喻了女性向男性秩序的再次妥协与认同。
       同性情谊似乎更使女性感到人生的复杂与爱的不可把握，《私人生活》中拗拗的同性恋对象禾寡妇，“她身上所有的空白都是我的沉默，她的喜悦在我脸上总是映出笑容。当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一天天长大成人，用她那双纤瘦的手指搽紧生活这一根带刺的铁栅，我的手上立刻就感到疼痛，指缝里便会渗出鲜红的血珠”，这样一个与拗拗心灵相通，能够给拗拗以关怀、柔情、救助与庇护的美妙女人，却在一场大火中丧生，使得拗拗的身心几乎陷人空洞寂寞之中，显示了陈染对于姐妹情谊的归宿何在无法指认，唯有让巨大空洞的不可超越的死亡来终止这种思考和探索。《破开》中“我”相信和陨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不低于爱情的质量，认为“只有女人最懂得女人，最怜惜女人”，俩人甚至筹划组织名为“破开”的女人协会，把天下才女都招揽到一起，相互体贴和理解，一起对付这个世界。然而，那串闪烁着迥异光彩的石珠滑落四散，寓示了梦醒后的二人面对的仍旧是坚硬而冷漠的现实生活，昭示了作者对于同性之爱的归宿走向的迷茫。
       女性之间潜意识里的脆弱敏感也使姐妹情谊是否真的能对女性进行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救赎显得不确定，《瓶中之水》里的意萍从一开始就是高高地施与二帕以友情，她不能容忍二帕像一个平等的朋友一样劝说她，“二帕想，原来这么深这么不顾一切的情谊全是不平等的啊！原来意萍竟是这样地不把她当人的啊！二帕越想越伤心，她哭了起来，哭得昏天黑地。一个女人就这样把另一个女人永远伤害了。”二帕深深体会到：“好朋友手里的刀总是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充满力量还要锋利还要令你更受伤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姐妹情谊”的终结并非来自传统文化或男性的压力，而是女性内心那根脆弱、敏感又略显阴暗的神经，难以挣脱的自身局限性使姐妹情谊的终结带有必然性，正如波伏娃指出，“女人的伙伴感情极少能上升为真正的友谊。女人觉得她们的团结比男人的团结更有自发性；但是在这样的团结中，每一个人的超越都不能指向他人，因为她们共同面对男性世界，她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独自垄断其价值。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她们个性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直接的共同体验，所以立刻会由此产生出敌意的因素。”（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
       无可置疑，“姐妹情谊”作为女性的一个精神所在，尽管包含温情、希望、获救、恐惧和背叛等多种可能，但从向往与犹豫的相互缠绕到勇敢地“破开”，明朗地标示出当代女性写作的纵深掘进，蕴含了丰富的女性文化和社会文化症候，象喻性地表明了在商品化和男权逐日加深的社会变化中女性寻求自我保护、自我空间的坚强努力，是女性寻找精神出路的一种尝试。“姐妹情谊”作为反抗男权话语中心、颠覆男权秩序、完善女性社会价值的一种声音，从叙事的边缘走出来，表达了女性试图建立具有女性个性文化秩序的愿望，成为当代文学中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聂晓清，女，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