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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我正要去图书馆查找一个重要资料，友人突然叫住我，凑近我的耳朵极紧张地告诉我：汉江镇轮船站站长之妻李静失踪了！我惊讶得像是头顶上打了个炸雷，双腿蓦地抖了两下。愣了一阵，我倏地回宿舍给妻写了留言，即乘车去汉江镇。
       几年没来了。小镇面目依旧，还是灰塌塌、静寂寂的。风一吹，冷清的小镇几乎被一种飘动的轻纱裹住，变成沙的世界，街道两边摆满了很少有人光顾的摊子，使本就窄小的街面更窄了。斜上汉江堤的那条宽宽的板车路，已被雨水冲得凸凹不平，没人走，没货运，随其自然。先前的汉江在这枯水季节全变模样了，江中大大小小的沙滩突起，把江水划成好些道道块块。远远望去，有的像棋盘格子，有的像“隐形巨佛”怡然地沐浴着粼粼的江水。轮船站的趸船，像条渴得半死的大黑鱼歪歪地躺在岸边，全没有水它“吃”了。满身伤疤的候船室如庙宇一般，死沉沉地横在岸上，昔日的喧闹荡然无存了。室内有一老头儿静静地守着摆有十几本小人书和两杯凉水的小摊儿，杯内凉水面上浮着薄薄的灰尘。这儿除了打不破的寂静外，还有什么呢？老头儿认定我是他的顾客，嗡声嗡气（瓮声瓮气）地笑起满脸折皱，立即让座。哪知我是询问轮船站站长的住处的，他冷漠地用手指了指后头。我还来不及谢他，站长——我熟悉的身影就出来了。还是那样厚厚实实、矮矮墩墩，只是风霜和劳累给刻下了不少皱纹，脸也黑了。见到我，他的脸顿时阴沉了，眼眶里有亮莹莹的泪光在闪动。
       整个屋里没有一点儿声响，静极了。我们坐着，他们的4个孩子都各站一处苦着脸儿，我生来就不会安慰人，只知直来直去。“她是为何走的？”我打破了这窒息氛围。我瞅了瞅站长，他还是不吱声。似乎在运筹着什么事儿。呆了一会，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我看。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我走了，不要找我。“这意思就是要你们不找她，她自己会回来的。”我自信地向他们解释道。“这意思是说她已远走高飞了，找也白搭！”站长对我这书呆子气的解释不满地纠正道。我望着这4个可怜无辜的孩子，一种沉重的悲凄之感涌上心头！
       “这几年，我们航运公司每况愈下。武汉上来的船只得停开。赶生意的人们就是图快、方便。汽车、人力车、三轮车陆运的空前发达，偶尔有点‘生意’，又全被‘短水们’撮了，我们船还能翻什么浪呢？如今三个孩子上学，一个残疾在家。学费看涨，物价不用说。”
       站长越说越激动，最后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我强忍着泪水，气愤地说：“这么重的担子她怎么可丢给你一人挑，自己一走了之呢？她可以搞开发性的行业，我们那里轮船站的职工把候船室弄成茶社、饭店、书社、棋社，解决生计问题。”“不说这，就是那些杂工、压煤饼的脏活、累活她都干过，从不叫苦。后来这些活也没干的了，全被煤场的待业青年包下了，小小的一个码头能有多大的市场？”
       屋里的气氛渐渐活了些，我意味深长地说：“航运系统在六、七十年代是好火的单位呵，好多人削尖脑袋也难拱进来，它不仅是铁饭碗，就连铁碗里的饭也是国家包了。我们当年的知青硬是羡慕死了。”“唉，那有门道拱进来的又都找门道拱走了，瞅着往形势好的单位调。”说到此站长心中的怒火一下子窜到脸上，满脸通红，双眸放着照人的亮光。我望着站长，对他轻声说：“李静不会出事的，我们是同学、是知青战友，我了解她，定是去南方找挣钱的门道去了。”站长坚毅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这里。我每天整修码头，维修趸船，这对轮渡和停靠货船都是有益的事儿。”站长边说边送我出门，望着这悠悠汉江水，情溢言表地说：“二十多年了，我爱这趸船，爱这铁锚和锁链，更爱哺育了我的汉江水。”
       “老弟”，站长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不瞒你说，打李静走后，公司的领导也很着急，派人寻找，我的老同学在公司管人事，他来对我说，调回武汉吧？嘿嘿，这是组织的一片好心，二十多年的感情呵，我对武汉已很陌生、不习惯了哟！”
       我决计要走了。
       “站长，这是小弟对你们的一点心意，请收下。李静回来了，请代我问她好，我就赶车回去了。”我把来时准备好的钱塞在他手中转身走了。我听见站长在我后面大声说：“好，我收下，就算老兄在困难时向你借的”。当我转身向他挥手再别时，我看见他在用手帕拭眼睛，我下了汉江大堤，他还站在汉江边望着东去的悠悠江水，冬日的夕辉洒在他的身上。
       李静的出走，福祸不明，令我心焦。
       你出走为何不先来找同学们一下呢？悠悠汉江水，请你捎去我的心声，告诉她：我们巴望着她的回归……
       微言，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