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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雪莱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品，也是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典范之一。它取材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传说和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创作的悲剧《普罗米修斯》，并根据自己的理想进行了加工、创新，表达了诗人建立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的崇高理想。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给了主张文艺促进社会进步的郭沫若以极大的启发。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其中的《凤凰涅磐》堪称中国新诗剧的光辉起点，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情调。
       从“普罗米修斯”到“凤凰”，郭沫若借鉴了雪莱通过神话形象的特征来表达美好社会理想的创作意图，舍弃了雪莱对神话形象进行加工、创新的艺术手法，以“守旧”的姿态，保留了神话形象的“原始”形式。
       一、“普罗米修斯”与“凤凰”的形象特征
       1、善良的神灵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英雄，提坦巨神伊阿珀托斯和大河女神克吕墨涅所生的儿子。他曾帮助朱比特推翻了萨登的统治，夺得了天帝的宝座，但朱比特上台后，却违背了自己的“给人类自由”的诺言。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从天上盗来智慧的火种，交给人类科学文化和生产技艺，因此受到朱比特的折磨，但他挂念的不是自己，而是正在遭受苦难的人类。人类的饥荒和死亡，劳苦和疾病，争执和创伤，虚伪的道德，空虚的心灵，相互的残杀，激烈的战争，凄惨的呻吟，普罗米修斯都能听见、看见。普罗米修斯对人类充满了同情，他说：“我的职使，做人类的救星和卫士”。为此，他宁愿忍受永世的惩罚和无休止的痛苦，也要等待那“时辰”的来临，以毁灭统治者的宝座。
       凤凰（西洋事物名词，是天方帝国“菲尼克斯”，并非中华的凤凰），传说是人间幸福的使者，每隔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人世间积累的所有不快和恩怨仇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凤凰在临死前唱出了一支愤世嫉俗的悲歌，对黑暗现实发出强烈的诅咒。宇宙的冷酷、黑暗、腥秽、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凤凰昂头问天，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低头问地，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著海洋哀哭”，“火光熊熊了/香气蓬蓬了/时期已到了”。凤凰为人类悲歌，为人类牺牲，他是人间的福音，善良的神灵。
       2、悲情的壮士
       普罗米修斯因把天庭的火种偷给了人类，凶恶残暴的朱比特怀恨在心，他以怨报德，以恶惩善，把普罗米修斯锁绑在飞鸟难越的万丈悬崖上，三千年的不眠不睡，每一刻都是刺心的创痛，每一刻都长得像一年，每一刻都是酷刑和孤独，每一刻都是绝望和怨恨。黑暗、寒冷、死静、冰雪，锁链，恶鬼、幽灵……这一切，都不能停止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诅咒，也未能动摇普罗米修斯的意志和决心。普罗米修斯事先知道这样一个秘密：即朱比特和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力量比朱比特更大，将来会推翻他的统治。朱比特于是“威逼色引利诱”，妄想让普罗米修斯说出这个秘密，但他十分坚强，他骂朱比特“是整个仙界和人类的暴君”。普罗米修斯敢于反抗天地暴君，对于万能的威力进行着奋力的抵抗。雪莱在谈到他塑造的这一形象时指出，文学作品中，唯一和普罗米修斯有些相像的角色要算圣经中的魔鬼撒旦了，他说：“……撒旦在性格上有万不可及的魅力与尊严……”（事实上，“早在浪漫主义之前，德莱顿就把撒旦看成是史诗的真正英雄”。由此可见普罗米修斯这一壮士形象的光彩之一斑。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凤凰“唱著哀哀的歌声”，“衔著枝枝的香木飞来”，安排着自己的火葬：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
       荡不去的羞辱，
       我们这漂渺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里安宿？
       凤凰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一群“自天外飞来观葬”的凡鸟：“哈哈，凤凰！凤凰！”，“从今后该我为空间的霸王！”；“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哦！是哪儿来的鼠肉馨香？”；“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这些凡鸟根本无法理解也无从知晓凤凰自我牺牲的崇高价值，而是以“哈哈”的心态“憧憬”着他们将要接替凤凰“执政”的“美好前景”，显得是那样地庸俗丑恶，浅薄猥琐，这种崇高与卑下的对比是何等地强烈！茫茫的宇宙是多么地悲哀啊！正是“哀哀的凤凰！/凤起舞，低昂！/凰唱歌，悲壮！”。
       二、美好的社会理想
       普罗米修斯以自我牺牲换取了人间的美好。诗剧描绘了一幅在打倒暴君后人间一片欢乐、祥和、幸福的景象。雪莱从当时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实出发，幻想一个没有皇权统治、没有阶级、没有民族，没有国家的大同世界，充分体现了雪莱的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思想。
       在诗人想象中，这个新世界再也看不到仇恨、痛苦和纷扰，整个新的宇宙都充溢着仙乐、欢笑和和谐，人类的头脑里蕴藏着丰富的诗歌、雕刻和科学，爱使一切变得美丽、高尚、灿烂。“雪莱描绘的蓝图并没有超出以‘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模式，还只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进步的。”雪莱指出，他是怀着改善世界的愿望来写这部作品的，他的目的是要使一般爱诗的读者记住这个高尚而又美丽的世界。
       凤凰更生后，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欢唱”着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我们光明，我们新鲜。/我们华美，我们芬芳”，“我们热诚，我们挚爱。/我们欢乐，我们和谐”，“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这是诗人对我们未来社会和我们英雄时代的赞语，是借凤凰的更生来象征中华民族的新生；同时，诗人也常常想到自己“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心灯》），他说：“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是要创造从历史的耻辱中走出来、获得了自由和新生的人，凤凰更生实际上也意味着诗人自己的更生。
       三、创新与“守旧”
       在希腊神话和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失传的剧本《普罗米修斯》里，朱比特主动和普罗米修斯和解，普罗米修斯也向朱比特屈服了，说出了他原先不肯说出的秘密，朱比特免遭覆灭的命运，普罗米修斯获得了释放，但雪莱坚决反对那种“和谐共生”的结局，他大胆摒弃了传统的观点。在诗剧里，雪莱描写普罗米修斯坚决不向朱比特“屈膝下跪”，“低头祈祷”，最后朱比特被冥王打翻，一个筋斗栽进了无底深渊。
       雪莱对神话形象进行加工创新是基于反暴君、反封建专制的现实目的。诗剧中，“朱比特形象是当时法国革命失败后，欧洲封建复辟势力的象征”，他残暴自私、背信弃义，是欧洲和英国人民的死敌。与朱比特针锋相对的是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他勇敢庄严，对死敌进行坚忍的抵抗，而且不想争权夺利。“这个形象概括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革命精神”，也饱含着诗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及崇高的社会理想。
       在郭沫若的诗剧《凤凰涅磐》里，凤凰自始自终都是“原始”的神话形象，这也是源自于诗人自身与时代的需要。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资本主义政权，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五四运动规模空前，遍及中国城乡，从卷入的阶层看，工、学、商，男女老幼都行动起来了，其规模之大，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觉醒，中国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些舶来品的化装，而是需要从整个的封建传统蜕化出来，清扫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开始创造”。“这个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诗人追求真理，要求与自我决裂。郭沫若写《凤凰涅磐》的前两天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表露了自己很想能如凤凰一样，“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从那个冷静的灰里，再造出个‘我’来”。诗剧中凤凰的“自焚”既是民族自我的觉醒，又是诗人自我的觉醒——与旧我彻底决裂，创造一个崭新的自我。
       郭沫若在借鉴雪莱的创作意图的同时，舍弃了其加工创新神话形象的艺术手法。以“守旧”的姿态、崭新的内容，表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郭沫若“在对待西方文化诗学的问题上，既不标高膜拜，也不轻忽拒斥，而是以开放自得的文化心态，依据自身和时代的需要择取以至改造其可资利用的理论成果，以我为用”。
       无论是普罗米修斯还是凤凰，它们都是远古人类为了征服自然而创造的神话形象，都反映了远古人类渴望美好社会的善良愿望。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的创新，还是“凤凰”的“守旧”，他们都是诗人根据各自民族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的需要而采取的艺术手法，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貌和诗人的政治理想。
       肖照东，男，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06级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