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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种诱惑，异彩纷呈。有人抗不住金钱的诱惑，铤而走险，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有人抗不住美色的诱惑，甘愿抛妻别雏，置家庭利益于不顾；有人抗不住权利的诱惑，甘愿以权谋私，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然而有人却能在美色面前经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最后理智战胜冲动，拒诱惑，永不粘。著名作家刘庆邦的小说《幸福票》就为我们塑造了外出打工者“握紧福票不放松，兑换现金送家中”的孟银孩（以下简称孟）这一形象，揭示了在灯红酒绿，美女如云，销魂荡魄的典型环境中“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性美，在文学艺术画廊中为我们增添了一道新的亮丽风景。
       所谓人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性。“色”作为人的本性，早在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就作过论述，他说：“食、色，性也。”由此可见，孟子把“色”同人的一日三餐——“食”相提并论，足以说明了“色”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的子孙们，尤其是当今许多企业的老板很能“活学活用”孟子的教诲，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特点，不惜以美色诱惑工人。小说《幸福票》中的窑厂老板便是这样的人，他为了争得更多的客户，不仅薄利广销，给一些回扣，而且在“色”字上大作文章，在回扣中除了现金，还有一二张幸福票。以至于“那些买煤的人和拉煤的汽车司机对幸福票很感兴趣，一得到幸福票就拍着窑主的肩膀哈哈大笑，夸小窑主善解人意“够意思，够意思”。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工人的出勤率，窑主也有明文规定：“只要小月下够三十个窑，大月下够三十一个窑，哪个窑工到月底都可以得到一张幸福票。”窑主在发幸福票时还十分露骨地挑明：“这里好事，喜事。别看这一张小纸片，里面自有颜如玉，它代表着老板给你发小姐呢，发媳妇呢！”正因为窑上有这样的规定，工人们都愿意多出勤，争取到月底能挣到“幸福票”。面对用血汗换来的“幸福票”，出现了两类人：一类人拿到幸福票立即到“一点红”歌舞厅潇洒一阵，幸福一回，“今日有福今日享，明日无福睡冷床”。价值三百元的幸福票为一时的幸福化为烟云；另一类人，正如“一点红”歌舞厅中的小姐小五红说的，知道顾家的好人，拿到幸福票，首先意识到的是：幸福票属于有价证券，一张幸福票顶三百元钱呢。在他的大脑中首先闪现的是数学换算：“老婆在家辛辛苦苦种地，一亩麦子从头年秋天长到第二年夏天，一年四季都经过了，打下的麦子也不过价值二三百块钱，而他的幸福票就能买到一亩地的小麦。”再拿鸡蛋来换算，一个鸡蛋值多少钱！要把一张幸福票换成钱的话，够买一千个鸡蛋不止。再想想家里的女儿上中专要交学费，盖房子需要钱，儿子娶媳妇也需要钱，于是经过利弊权衡悟到：幸福票里的金钱价值比里面所含的小姐更重要。文中的孟便是这样的人。于是他把挣到的幸福票首先精心珍藏，然后寻找机会兑换成现金。
       小说的开头，作者精心地描绘了孟对幸福票的珍藏过程，正如小说中写道：“对于外出打工的孟银孩来说，身份证当然很重要，没有身份证就无法证明他哪来哪去，姓甚名谁，他的存在就像是虚妄的存在，简直寸步难行。可是，在没有获得幸福票之前，他都是把身份证放在挂于宿舍墙上的那个帆布提包的偏斗里，从没有像现在这般珍视。实在说来，他把身份证与幸福票包在一起，是利用身份证的硬度和支撑力，对比较绵软的幸福票提供一些保护。是身份证沾了幸福票的光，有了幸福票，身份证也跟着提高了待遇。幸福票关系到一个人的幸福，可见幸福票比身份证更重要。”所以孟“把幸福票同身份证相叠加，放在一个柔韧性很强的塑料袋里。可着身份证的大小，他把塑料袋折了一层又一层，折得四角四正，外面在勒上两道皮筋，才装进贴身的口袋里。”这样孟走到哪里，幸福票就随身带到哪里，即使洗澡，裤衩也不脱下来。幸福票真是万无一失了。
       孟珍藏幸福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机会将它兑换成现金，好养家糊口。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了这样的想法，便有了煞费苦心的行动。他兑换的第一个对象是死硬活缠要借他幸福票的李顺堂（以下简称为李），由于李的不厌其烦，孟答应同他协商，愿将幸福票卖给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孟的最低要价为250元，李的最高出价为50元，由于李孟两人买卖心思不投，差价太大，两人的买卖到底没有做成。他兑换的第二个对象是“一点红”歌舞厅的小姐小五红（以下简称为小），虽然没有去过“一点红”歌舞厅，但他在窑上的宿舍里见过小。这使他想出一个新办法，要和小进行一笔交易，于是孟趁晚上到泉口镇的“一点红”歌舞厅找到小姐小，小开始不清楚孟来“一点红”的本意，于是千引诱，万开导，企图用色相、肉体，换取孟的幸福票。当最后了解了孟的真实来意后，有些惊讶，并给孟讲了一番道理，继续引诱开导，以求孟这条藏有三张幸福票的大鱼上钩。在美色的强烈诱惑面前，孟还算头脑清醒，终于没有堕入“色”河，而是立刻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再呆下去非坏事不可。”于是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孟“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摆脱小五红，夺门而出”，留下小“蠢驴”的不满骂声。他兑换的第三个对象是窑上老板，因为他问过会计幸福票能不能直接兑换成现金，会计让他去找老板在幸福票上签字，老板签多少钱，他就给孟兑换多少钱。尽管他很害怕老板，怕老板揍他，怕老板把他当野兔一样崩了，但为了兑换钱，还是愿意冒着风险，找到老板商量。老板给孟讲了一番道理，老板说：他之所以给兄弟们发幸福票没有发成现金，就是想到了有的人舍不得花钱去幸福，要是把幸福票换成了现金，就失去了幸福票本身的意义了。于是孟要老板在幸福票上签字的念头到底没有实现。
       孟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要把幸福票兑换成现金的“壮志”终于未酬，等待他的是旧的幸福票全部作废。尽管旧的幸福票作废了，孟仍舍不得扔掉，仍和身份证放在一起。让他感到犯愁和紧迫的是新领到的带红字的幸福票怎样出手。
       借助心理活动的描写，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斗争是这篇小说的重要特点。文中的主人公孟是个堂堂的热血男儿，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且远离家乡，在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和工作条件下打工，性饥饿时时困扰着他。正值壮年的孟不是不懂得幸福票的妙处，“他只要到窑上指定的‘一点红’把幸福票交上一张，就会有一位小姐主动为他服务，搂腰可以，亲嘴可以，摸小肚子也可以，他想人家怎样服务，人家都会满足他的要求……，他手里攒下的三张幸福票，这意味着他手里握着三个小姐，每个小姐都够他幸福一气的。他似乎觉得手下有些跳动，像是小姐们等不及了，从幸福票上走出来，争着对他献殷勤，还动手摸他的下身，这个一下，那个一下。他正有些招架不住，被捞摸的东西腾地跳起来，把自己的形象树立得颇为高大，像个‘勇士’，并仿佛自告奋勇地说：我来了，一切由我对付！他没有让‘勇士’由着性子来，他只是笑了一下，没有拍‘勇士’的头，连一句鼓励的话都没说，而把‘勇士’晾在了一边……不一会儿，‘勇士’就泄了气，就蔫下去了。”这段心理描写描绘了孟面对等于漂亮小姐的幸福票的复杂内心世界，他想象着幸福票给他带来的各种幸福，于是身体的机能也随之活跃起来，生殖器像跃跃欲试的‘勇士’随时准备出征。但最终毕竟理智战胜了冲动，当他想到一张幸福票顶三百元钱时，他想到了家里的一切一切，最终还是让‘勇士’蔫了下去。
       高超的对比手法，也是本小说的艺术特点。如开头为了突出幸福票的珍贵，把幸福票同身份证相比。在行文中把孟的谨小慎微，一心想着“养家糊口”的性格同“今日有票今日嫖”的放荡不羁的李对比。再如通过李和其他众窑工的激将来对比衬托孟“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好人性。
       语言、行动的本色化，也是本小说值得欣赏的地方。所谓本色化，就是文学语言行动的组织要与人的本来面目（如身份、性格或面貌等）相符的特性。本文中出场最多的三个人物是孟、李、小。孟是个本分的好人，有时对“色”也有想法，但由于顾家，最终还是战胜了“色”欲。李则是孟的对立人物，无论言语、行动足以暴露出嫖客（姑且这样称呼）的身份特征。说话粗鲁、动作粗野、下流，无遮无盖，有损人伦。如他劝孟时说：“只管到‘一点红’玩一把，一个女人一个坑，坑与坑各不相同，只有到不同的坑里去扑腾，才能真正体会做男人的幸福。”再如他对孟说“嘴馋够不到自己的鸡巴，别放着好鸡肉吃不到嘴里。”并走到舞女小跟前，把小的鼻子捏了捏，赞叹说：“女人真是好东西呀！”再如当他洗完澡后，“双手推着两块后臀把老大的矛头对着孟银孩指了两指。他虽然是凭空指的，因为动作比较夸张，还是把人们逗笑了”。文中的小，是个妓女形象（姑且这样称呼），当她走进窑工宿舍收购幸福票时，面对窑工低三下四的语言，面不改色心不跳。为了挖走孟的幸福票，首先用言语引诱：“在外打工不容易呀，有福该享就享，有福不享过期作废。”当孟到“一点红”歌舞厅兑换现金时，她又用行动引诱，“将一条白胳膊搭在孟银孩的脖颈上，另一只手摸索着孟裤子前面的开口，说小妹都着急了，来，让我看看大哥的家伙大不大！”这些言行充分揭示了一个妓女为了金钱，无所顾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丑恶灵魂。通过李、小两个形象的塑造，有力地衬托了孟抗得住诱惑的人性美。
       郭玉森，男，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