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有想到，在十二卷本的《郭小川全集》中，除录存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和日记、书信外，作者在历次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及受批判时的记录竟占了差不多整整一卷——近日读郭氏著作，这是首先让我惊诧的事。
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学者，在自己的创作、研究生涯中也有这样一段怪异的经历，并留下一批如此奇特的作品。但稍微留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却发现与郭氏有相同遭遇者在在可见。
当史无前例的“文革”刚一开始，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批评后，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就说：“请你帮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同期，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澍的信中又说：“请毫不留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范文澜历史知识渊博，主编了《
中国通史简编》，著有《
中国近代史》（上编）、《正史考略》等，相信他对纷纭世事与杂色人等的识见，比常人更胜一筹。而他竟然也说出了这样自我作贱的话，可见他对那些借批判“错误思想”为名，行污损人格与磨灭个性之实，冀图最终达到自如驾御士人目的之掌权者的心肺，必是既洞若观火，又无可奈何之极的。
在检查写作这一领域，似乎亦有“圣手”，美学家朱光潜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位，季羡林可以作证：“他（指朱光潜）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间少有的。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朱先生是个讲究文采的学者，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他就力褒钱起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鼓吹写作应效法古希腊人，把和平静穆尊作极境去追求。据说他买书前，总要先粗略地翻看一下其中的文字，没有文采的书，他通常是不买的。一个如此看中文字魅力的人，即使写检查，优良禀性也肯定促使他不会容许自己在文字运用上有稍许懈怠。只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毕生著译了七百多万字高质量论著与译作的优秀学者，在其学术研究炉火纯青的年龄，却无暇撰写自己想写的著作，而是将大段时间抛在写作文采斐然的检查上，怎能不生发命运不公、造物欺人的慨叹。
朱光潜或许可视作极少的例外，现实生活中，估计大多数人对写作检查这样的“劳什子”，还是不胜其忧的。被“七月派”文学批评家吕荧誉为“人的花朵”的艾青，打成右派后，就十分头痛写检查。好在他有一位贤淑的妻子，为他包揽了这部分文字，到时候，他只要拿着稿子上台念读，每每也能蒙混过关。只是有一天，在中国作协机关揭批“右派分子”大会上，口中念着检查稿的艾青，竟突然冒出了一句：“当我生孩子半年以后……”一时惹得哄堂大笑，会场严肃的斗争气氛自然大为冲淡。有人要轰艾青下台，不让他再往下念——原来，他的妻子代写检查时不留意，竟拿自己生活经历来作为记忆时间的标准，而艾青事先也没看文稿，就照本宣科了，难免不泄漏天机。是的，这是一个过失，但这是一个心理正常人的过失，谁会不理解呢？这是一则笑话，但这是一则令人辛酸的笑话，善良人听后，即使笑也会噙着眼泪。
艾青写有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位如此挚恋这片土地的诗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这片土地上却不能自由歌吟，而要去无休止地检讨自己已写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的”，这足够让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的后人含泪反思了。
［翟明荐自《桐城文学》／清河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