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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曾是一位勇于维护正义、主持公道的典范。当１８９４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诬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时，左拉挺身而出，无情揭露事件真相，并于１８９８年２月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我控诉》，抨击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当年７月，左拉因此被判以诽谤罪，处以罚金和一年徒刑，被迫流亡英国。尽管如此，左拉并未屈服，和军方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他坚信：“……将来法国会因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历史终如左拉所言，１９０６年蒙冤１２年的德雷福斯上尉终于平反昭雪，而第一个发表“人权宣言”的法兰西，确实是一直在感谢左拉。１９９４年法国曾隆重纪念“德雷福斯”事件１００周年，以此冤假错案作为历史镜鉴；１９９８年法国又隆重纪念左拉《我控诉》发表１００周年，感谢他为维护祖国声誉所作的斗争。
       历史往往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我国在上一世纪中，从“反胡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诚不知出现过多少个“德雷福斯”式的冤假错案，其中也不乏有一些中国的左拉，他们敢于伸张正义。如声讨胡风的大会上，山东大学教授吕荧曾郑重申言“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结果他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又如北大中文系来自苏州的女学员林昭，在人们痛斥北大“右派分子”时，她竟站出来为响应号召提意见的人遭到围攻而仗义执言；结果她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在“文革”中连性命也搭上了……
       笔者１９５７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被划为“右派”时，也曾亲身遇到过一位左拉式的战友。她在支部大会上公然为我鸣不平，强烈反对开除我的党籍，结果却和我一样陷入了长达２２年的厄运。这位站出来为我争辩的女同志名叫李迪（原名张咏青），是南通人，１９２７年出生，青少年时期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１９４４年在平潮中学读书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如西边区从事民运工作。解放后，她长期在新闻宣传岗位上敬业尽责，工作相当出色。我与她１９５０年在扬州相识，当时她在机关党委宣传部工作，她的丈夫和我一起在《苏北日报》工作，又同住一个大院，互有交往。１９５２年，我和李迪同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她在宣传处任指导员，我在理论处任研究员（１９５４年后任《理论学习》杂志主编）。我们经常互相协作，共同编写干部和党员的学习材料。当时，她思想敏锐，能言善辩，且对人热情、宽容大度，大家都很佩服她敢想敢说、坦诚无私的作风。她从不唯唯喏喏、随声附和，即使在部长一级领导面前，她也能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看法，甚至为了弄清是非曲直，不惜争得面红耳赤。
       整风反右中，尽管她也向领导提出不少意见，但开始并未把她列为批斗对象。在我被划为“右派”时，她正在农村蹲点搞调查。她回到机关时听说我被定为右派深表惊讶，公然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质疑和辩驳，把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李汉章同志责问得无言以对。会后“反右领导小组”认为她是站在右派立场上为我辩护，于是决定把她也划为“右派”，并完全剥夺了她申辩的权利，她和我一样被押送至苏北海边的东直农场劳动改造，直到事隔２２年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她和我才同时得到了平反改正。
       １９７９年春，我和老伴赵逊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去江苏省委宣传部接受宣布改正平反结论后，曾特意去汉府街李迪同志住地拜访过她。当时，我们在阔别２２年后重获新生之日还能相见，确有无限感慨，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深怕引起对方伤感，坐下后只是久久相视苦笑。当我们夫妇俩对她当年因为我争辩而同遭厄运往事，表示真切的感谢和内疚时，她淡然一笑，劝我对此不必在意。她说：“当时我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怀着什么义肝侠胆，而是凭我们多年在一起工作的相互了解，用我自己的理智和良知去判断，认定你决不会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我坚信自己依据直觉和常识所推理出来的看法是不会错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只是直到２２年之后的今天，才给我们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还我们以本来面貌，这未免来得太迟了点吧！……”最后，她还激励我说：“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还可以来个‘最后冲刺’，你也许还能‘大器晚成’哩！”我当即被她那豁达、大度、乐观的情绪深深感染。当日我们被她热情留下来一起包饺子吃，午后又在那里畅谈到华灯初上时刻，这才与她告别，互嘱珍重。孰料，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如今，她虽已先我们而告别人世，但每当我与当年省委宣传部的老朋友们谈起１９５７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谁都忘不了李迪这位左拉式的人物。因为当时在那狂风暴雨般“反右”斗争开始后，一般人总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惜身自保，或从众随大流，或当上了“识时务的俊杰”，明知被斗者无罪无错，而昧着良心去批斗。而像李迪这样知不可为而为之，以“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挺身而出，直赴人生险地，义无反顾地仗义执言，怎不令人衷心钦佩呢？我们当年身临其境的那些老朋友，每当回忆起李迪的这段往事，都不能不为之凛然动容！她当时是一个而立之年的女性，有丈夫、孩子，但她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保持了冷静的理性思考，凭着超乎常人的胆识和勇气，坚决做到不自欺、不欺人，凭着自己的良心讲话，她不愧是个真正大写的人，真正是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那种人。我认为她的高洁情怀、挺拔风骨所闪耀着的人格光辉，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力和道德的感召力。她就是活在我心中的“左拉”！我们要永远记住像她这样的“中国的左拉”，从他们身上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和人格力量，来维护我们的民族正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谢云荐自《大江南北》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荐稿人语：文章中所缅怀的李迪同志是我抗战期间在同一个区工作过的战友，所以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感慨万千。此文虽与“杂文”有别，但其含义很有意思，中国缺少的就是像李迪这样的谔谔之士，因为古今的统治者都喜欢“谔谔”而又不能容忍“谔谔”。如今讲共产党的先进性，像李迪这样的“先进”者，当成为共产党员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