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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丁玲的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在李向东的协助下，完成了《丁玲年谱长编》的编著工作。该年谱资料翔实、可读性强，生动地呈现出丁玲的人生轨迹。
       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经历最丰富、命运最曲折的一位，她的一生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潮流和政治风云。丁玲刚到陕北苏区时，收到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临江仙》词一首，这种待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在词中，称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然而，丁玲的转变并不是如此的迅速。实际上，终其一生，丁玲都处在文学与政治、“五四”自由传统与革命传统的矛盾纠结中，而这也影响了她一生的生活状态和人生遭际。
       在五四思潮的激荡下，丁玲写出表现个性自由解放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后来在师友的影响下，逐渐走向革命。胡也频被杀害之后，丁玲急剧“左转”：编辑左联刊物《北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中统特务绑架，并幽囚南京长达三年之久。这段经历在延安的审干运动中，即被作为历史问题受到审查。幸运的是，这时她还受到保护，连同此前不久因暴露解放区黑暗带来的危机，都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然而政治气候风云变幻，她在建国后相继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核心成员、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丁玲下放北大荒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了5年。直到1978年才被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北京，而丁玲的彻底平凡则在6年之后。
       复出之后，整个社会都在批判极左思潮，丁玲却与左的思潮合流、共谋，因此被人看成“正统派”，是打人的“棍子”。在创作上，她既写出了控诉和反思极左路线的《“牛棚”小品》，又写出为了显示自己政治正确的《杜晚香》，并且明显看重后者。然而，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似乎顿悟出她命途多舛的一生，其实是由外在的环境造成的，显示出对这一环境厌倦和规避的心态，这似乎又回到了她的思想原点。
       《丁玲年谱长编》具有独特的编著策略，对比同一书系的《沈从文年谱》，可以发现，沈谱编选的资料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同一性，而丁谱中则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是多音齐鸣。如在处理丁玲幽囚南京之前的那段历史时，编著者既引述了沈从文《记丁玲》中的文字，又附上近半个世纪之后丁玲自己的批注；在丁沈芥蒂的原因解释上，也提供了两个当事人相距几十年的不同说法。这样，在同一事件的不同历史文本之间，就出现了断裂和缝隙。历史无法重现，一切历史都是被建构的，但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合理利用，可以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面对如此歧义丛生的史料，要缝合历史文本的裂缝，进而触摸历史的本真，就需要利用各方面的知识，驱散笼罩在历史真相上的雾霭。本谱编著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不置可否，一切判断都将交予时间。
       然而本年谱的编著者并不总是那么客观、中立，它在编选过程中有“鉴别和选取”。这固然有因年代久远，资料确实匮乏的因素外，也不能排除有意为尊者讳的可能性。丁玲一生阅历十分丰富，年谱编著者偏重记述的是“文人间的朋友交往”，“与党政军界的许多高层人物”的“友谊”。实际上，她除了与许多各界人士保持着友谊之外，她还有着复杂的人事纠葛。在此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私人生活可以展现个人思想变迁的脉络，甚至可以透露出时代思潮的特征。正如日本学者丸山昇所说的：“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觉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除此以外，该书对于丁玲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犯过的一些错误的处理上，远不如表现丁玲所受冤屈时那样浓墨重彩，很多时候只是记下最表面的现象。这些做法，使得对谱主完整形象的呈现打了一些折扣，于是我们在阅读时，就需要调动更多的脑力，才能读出文字背后的惊涛骇浪。
       秦矿玲，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