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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间词诞生于女性化的环境中，《花间集序》中描述“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花间词是在贵族的“文艺沙龙”和酒宴歌席上创造与演唱的。先由词人根据曲调作词，然后交付歌妓舞女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花间集》中的大量描绘透视出男权话语下的女性特征，散发出浓郁芬芳的女性气质，这与中国文人的传统心理一脉相承。林语堂在《中国人》[1]的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中指出，中国人的性格具有女性化的特点。
       这种女性化的特点在花间词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花间词人从女性的角度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描摹女性细腻幽约婉曲的内心世界，他们或是装扮成“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的雍容华贵的贵妇，或是“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的娇弱可人的歌妓，或是“独掩画屏愁不语，斜倚瑶枕髻鬓偏”的幽艳绮丽的怨女，或是“胸前如雪脸如莲。……笑倚江头招远客”的活泼清丽的二八少女。用幻化的角色在作品中尽情地表现或抒发掩藏在其内心世界中微妙难倾的苦闷或情感。但花间词人很少用露骨的直接描写，而是将心曲外物化，借助一系列具有概括性的意象，寄情于物，缘物抒情。
       女性一直作为男性集权社会的附庸而存在，在封建社会中“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的熏染下，造就了无数的“花瓶”式女性。这种社会处境和历史文化积淀，造成了女性生活面狭窄，因而视野较为短浅，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波澜知之甚少，甚至对社会的隔离，而因此造成的适应结果，使女性更多地把注意力和热情投掷于内在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跟男性相比，女性的情感世界因而更为丰富和细腻，她们特有的心灵敏感，自然而然地倾注于笔端流露温柔细腻和脉脉含情。男性和女性被历史和现实赋予的的独特处境在晚唐五代找到了契机。《花间集》产生于晚唐这一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国家崩裂、战乱频仍、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时代，儒家的道德伦理丧失维系人心的力量，广大文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发生了扭曲与变异，及时行乐、醉生梦死、追欢逐乐成为当时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在晚唐五代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男性和女性身上所表现的特质和现实境遇使“雌雄同体”性征更完美地展现在花间词人意识形态中。女性是男性的所有，帮助男性实现自身的理性、满足男性的欲求。男性是“此者”，女性是“他者”；男性是超越，女性是内在恒定性。男性的思维被赋予在女性身上，女性以他们的审美理想和标准塑造着自己，力图将自己变成男人心目中的女神，这种“雕塑”过程不仅表现在外表，更隐含于心灵，这就是女性形象、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的生成……
       花间词人笔下的女性形象并非女性当下的真实存在，而是作者的主观臆造。她们“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2]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愿望，是男性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反映，是其实现或未实现的理想的含蓄再现。她仍然只是男性确切显示自己的一个他者，一个才智、教养都能与她的情人相当的、能带给他“刺激”的存在。男人梦想他者。那些女性形象只是男性愿望与幻想的一种投射，是男性的“心造幻影”，是对现实女性的颠覆表现。在现实困境中，男人正需要一个作为客体的女人来完成自我，完成他自身。女性主义的开山始祖波伏娃指出，女性形象在男作家笔下只是一种“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男性创者可以通过“拿来主义”的原则使女性载体无偿地为其服务。男性意识被“移植”进女性心中。《花间集》其实就是描写男性的“女人”辛酸。尼采曾说过：“男人造了女人，他是用什么造的呢？是用他的神的一根肋骨，是用他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中国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波伏娃著 陶铁柱译《第二性》（I）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 1998年版 第290页。
       郭庆，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程敬业，男，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