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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主义是当代文学最炫目的主题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政治——战争”模式被再次确定为新中国军事文学发展的独尊一元的结构秩序之后，遍斥军事文学的是那些充满了集体主义观念，洋溢着自我牺牲的热情、带有浓厚的政治热情和理想主义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然在《边城》，这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没有炮火硝烟的作品中，我们竟然能够感受到三个男性(天保、傩送、爷爷)身上积聚和爆发出来的悲剧中的人性美、类英雄的崇高美；或者说，蕴蓄于三位男性身上的人格精神已经带有了“英雄”的品质。不妨可与现当代军事文学中的“英雄”作一对比。
       八十年代，人性的脱缚。十年“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似乎开始了一个“再叙事”的过程，在文学精神上，召唤着“人”的重新找回，于是一种“人”的自醒，一种新质的英雄主义迅速在军事文学中蔓延开来。无论是《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还是《红高梁》中的余占鳌，《灵旗》中的那汉子，《绝望中诞生》里的孟中天……他们首先是些活生生的充满了自然秉性的“人”，他们不是“杨子荣”，不及“高大全”完美，但我们不能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拥有全部的真善美而改变自己敬慕的心情；相反正因为他们也涵纳了人性的七情六欲和种种弱点而更觉可敬。
       九十年代，世俗的沉醉。九十年代是世俗主导，英雄消解的年代。只需看一看九十年代军事文学的集大成者阎连科、朱苏进等人的主要作品便可窥豹一斑。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无一不显得愚昧、自私、狭隘，《和平雪》《中士还乡》《寻找土地》中的农民军人的一切高尚和萎琐都出自一种“农民逻辑”——炊事班长给连长下跪为的是转志愿兵；连长给团长下跪时说的是：你不是农民不知道农民心里想些啥，我做梦都想把老婆孩子户口弄出来……他们考虑一己之私远胜于忧虑军队大事，在他们身上，世俗人性的阴柔掩盖了英雄之气的阳刚，狭隘的自我意识直逼崇高的奉献精神，英雄气节、英雄精神在这里荡然无存，所谓农民军人实质上无非是披着军装的农民罢了。
       朱苏进在九十年代创作的《醉太平》更是英雄世俗化的典型。作家似乎更醉心于描写非特殊性的世俗人性：诸如罗子建的性爱生活，世俗的尴尬；而更多的则是“军人”中的精英人物，如季墨阳、石贤汝、夏谷等为了争权夺势而展开的勾心斗角，他们为了达到目标所使出的明的或暗的手段与心计。如果说阎连科笔下的人物是为生存而抗争的话，那么朱苏进塑造的便是满足了生存与物质享受之后的更高层次的弱肉强食的“人”的群体。军事文学在“解构英雄”上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从充斥了九十年代前期军事文学的“世俗人性化”倾向上来看，军事文学在关注人性上确乎有一个较大的进步，然而在这进步中，却分明感受到了军事文学“金戈铁马”传统的声声咏叹。我们确实欣喜地看到了军事文学在向着探索人性、关注人生这一文学终极目标不懈努力过程中的累累硕果，然而我们却又悲哀地看到了它在追求人性的真实的同时，过度热衷于揭示“原生态、原世相、原本能”，热衷于写人性、自私、保守、狭隘、嫉妒、倾轧等落后、消极的一面，从而在九十年代物质高度发展，物欲横流，金钱至上，追求低迷，价值观混乱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英雄短视而带来的英雄自戕。这种陈述尽管从局部意义上说呈现了一定的真实性，然而从整体而言，它们忽略了军队的特殊性，军人的特殊性，同时也淡化了从社会、政治、伦理等角度对人的要求，因而实际上是以丧失了全部的真实为代价，或者说，是以浼灭英雄主义为代价的。
       抒写“英雄精神”的现当代军事文学，不仅记录了“英雄品质”的沦落，甚至还记录了“人性品质”的坠落。但在《边城》中，我们却能看到一种不是“英雄”却胜似“英雄”的精神。
       小说《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剧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人物可爱，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一大特征。他的作品所有人物全都可爱善良，可又能从中感到悲哀的分量。
       天保和傩送突然发现两人爱上的竟是同一个姑娘，眼看兄弟要变成情敌，他们没有反目成仇，也没有像流行小说写的那样，其中一个慷慨“出让”，他们懂得，姑娘不是财产，感情没有价格，你必须接受姑娘的选择，而不能代替姑娘做出选择。于是他们公平地、正大光明地做了竞争，哥哥走了车路占了先，就一定让弟弟走马路先开口，结果一唱定乾坤，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评委，没有公证人，只有良心和道德，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为了成全弟弟，哥哥带着失恋的忧伤远走他乡……而另一个男性，爷爷的符号意义不是封建权威与伦理，而是伟大的淳朴与无私。在翠翠的成长之途中，爷爷是一个重要的精神的引领者。
       沈从文先生深情地歌咏亲情爱情的美丽，《边城》反映着他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坦诚的思考和愿望，他把这些美好的愿望交给了家乡湘西的乡亲。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的对立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得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冲突相互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浓厚与坚强。”历史——现实冲突中的人性美的抒写，沈从文一概轻淡写来，全无矫饰。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的语言，轻轻点染了人间辛勤、写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不免叫人回味起遥遥千年前就久已存在的那种深厚的关怀，那是亲情、仁民、爱物的儒家思想的怀抱，是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现世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微内蕴。于是作家的情味之笔没有历史的沧海桑田、慷慨悲歌，也不追逐现实的急风暴雨、喧嚣扰攘。温温的、淡淡的、静静的味道，却又透着现实而坚强的绵里藏针、刚柔并济，显着对历史的矛盾毫不回避的从容沉静。因了这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真真切切的人伦亲情，爷爷和翠翠的既世外桃源又受人温情资助的旧社会生活态是可以理解的；翠翠自作主张的爱情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天保傩送两兄弟的无阶级立场的爱情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写尽了“中国式的人道主义”，也写出了“中国式的大公无私”，标示出人文关怀的高尚境界。
       有人曾说，走向世俗，是跨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傅瑛语），并以张爱玲的走红为之佐证：“张爱玲之作思想难说精深，艺术也不能算是首屈一指，她的走红……因为今天的人们在那些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中，读出了一种颇合口味的世俗精神，……她态度亲近地与读者大众们扯些身边琐事，谈服装、谈公寓、谈电影、谈吃食、谈种种都市生活的乐趣……对世俗人情的肯定，对繁冗质朴的俗界人生的欣赏，使它具备了跨时代的生命力。”若果真可以抛开“思想精深”、“艺术首屈一指”这两条标准，那么细数我中华泱泱上下五千年的文学史，能拉扯些家常琐事的文人艺人何止千万？因此，假如中国散文果真以巨大的亲和力贴近大众，走向世俗人生，决不能不谈“思想”、“艺术”这两条品评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人类的习常生活、生存状态确乎有永恒挖掘的资源和价值，但人类在柴米油盐酱醋之外，还需要一点别样的滋味来填补生活的缺憾，引领人类走出荒蛮，趋向文明，《边城》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既人性又高于人性的文学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的“人性美”的胜利，是英雄主义的，又是超乎传统英雄主义的。
       我们悠长的文明史曾记载了人类远祖在漫长的征服与被征服历史过程中的大苦大乐，大悲大喜及大彻大悟，大恍大惑。我们崇尚英雄，更崇尚人性英雄。《边城》，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的理想生命之歌。
       陈建光，浙江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