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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不同媒体上读到两个情节，令人深思。
       一个情节发生在我们本土：新婚之夜，新娘坦诚地告诉新郎她曾经受过强暴。新郎大怒，拂袖而去，婚姻以悲剧告终。
       一个情节发生在美国：晚上１０点，一位太太有急事外出，已经下楼了，她的丈夫一边喊着：“安全套！安全套！”一边匆匆拉开抽屉，拿出几个安全套追了下去。
       丈夫给妻子安全套干嘛？原来，这位丈夫认为妻子半夜外出，有可能遇到不可抗拒的性侵犯。这时，是拼死反抗，还是屈从？这位美国丈夫是希望妻子屈从，所以才送安全套。有了安全套，妻子的生命和健康就可以得到保障，不致染上艾滋病或其他性病。
       乍看来，这位美国丈夫似乎甘戴绿帽。深思则不然，是这位丈夫太爱他的妻子，而且是爱到深处：爱及妻子的生命。
       在我们本土，这个新郎，似乎也不应受到责备，因为本土历来崇尚女子贞节，视女子贞节比生命还重要。
       我们一些女性，也同样视贞节比生命重要。我们的一些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报道。贞烈打工妹在遭遇色狼时选择跳楼的情节，不时见诸媒体。
       节烈观在本土存在已久。丈夫死了，尽管生活无着，也不能再嫁，这便是“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丈夫死了，便跟着自尽，甚至尚未嫁过门、父母为自己“定命”的未婚夫死了，也跟着自尽；或遇强暴污辱时，设法自戕，或抗拒被杀，这便是“烈”。这便得到表彰，乃至写入志书。封建时期各府志、县志，也总有“节妇”与“烈女”的记载。清朝帝制被推翻后，北洋军阀袁世凯还颁布过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奖等奖励。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跌倒时被一男子拉了一把，那女子为保“贞节”，竟自己砍掉曾被男子拉过的那只手。这样的情节，竟当作经典流传下来。
       这种节烈观是不道德的。明清期间，就有开明文人表示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俞正燮在《贞女论》中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态度。近代的日本女作家谢野晶子的《贞操论》也认为贞操不应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话又回到女子遭遇性侵犯上来。面对强暴，许多女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反抗，如在楼上与色狼遭遇，有人则选择跳楼。也有人会选择智斗，如称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梅毒，或用其他方法吓退色狼。如果斗智不行，自己又反抗不过，是拼死反抗，还是暂忍一时之辱而保全生命？
       有人说，“我宁拼一死，也不甘受辱。”志气可嘉，但不值得提倡。这种“烈女观”在中国几千年来，不知害了多少女子丢掉生命。可惜，我们的一些媒体，也在这“烈女观”上添柴吹风。我认为，只有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或当人民生命处于危急时刻，非你牺牲才可解救时，牺牲是值得的。遭遇色狼，冒死反抗，就不值得。露丝１５岁就曾遭受了强奸，这并不妨碍她成为电影明星。如果她当时冒死反抗，说不定影坛上就少了一颗明星。不仅对于女子，就是对于男子来说，“宁可拼一死，也不甘受辱”也是不可取的。有些人只因一时半语不合，就觉得受辱而大打出手，酿成命案，后悔已迟。学会忍辱，也是一种生存策略，韩信甘受一时的胯下之辱，后成了大统帅。
       前不久曾读到一则报道，一个２０岁的姑娘，在遭遇色狼过程中，色狼以杀死她相威胁时，她选择了屈从，并记住色狼的模样，然后报警。色狼虽一时得逞，最终被捉拿归案。
       这位姑娘的选择是明智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这种情形下搭上生命，冒死反抗，不值得。跳楼逃生，不是香消玉殒，就是受伤，甚至落成终身残疾，痛苦更大。千万别做无谓的牺牲，珍惜生命吧！
       ［枕崖荐自《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