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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一束
       ●《中国文情报告》批评文坛观念滞后
       《中国文情报告》(2006-2007)日前出版。作为对中国文坛实绩的考察报告，该书的言论较为激烈。认为当今文坛观念滞后，存在“看不清形势、摸不准问题、不适应现状”的问题。主编白烨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他表示，希望全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调查研究文坛现状的工作中，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和剖析文坛。被业界称为具有很强的资料价值、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的《中国文情报告》，此次对于当下文坛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从宏观的角度看，文坛存在着多方面的不适应。一方面由于观念滞后产生“对时代观察的过去时”，一方面是“80后”、“90后”对市场化、网络化表达的褊狭和现实功利性，乃至对主流的视而不见。报告认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经常发生冲撞，有时一个讨论不知不觉成了“毫无意义的口水战”，这使许多“有意义的论战或者半途而废，或者不欢而散”。对此，白烨解释说：“现在发展到新世纪了，但很多人对一些现状却视而不见，不能够清楚认识当前文坛的变化。但事实上现在文坛已经一分为三，过去文坛是以期刊为依托的纯文坛写作，作家发表东西必须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比如《人民文学》。现在不同了，有了文学出版业，意味着商业成分的加入，好比一个人也许他不是作家，但他写的书还有人看；加上网络，新媒体的大量涌现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一些人还认为文坛是老样子。”（舒坦摘编）
       ●莫言入围亚洲文学奖
       首届亚洲文学奖日前公布了23人的入围名单，其中，中国大陆作家有莫言、姜戎和旅英女作家郭小橹。作家莫言和姜戎分别以《生死疲劳》和《狼图腾》入围该奖项。首届亚洲文学奖公布的入围名单除莫言、姜戎和郭小橹外，印度作家无疑是其中最大赢家，共有11位印度作家入围，此外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区与国家均有作家入围。莫言表示，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文学奖的存在，“今年5月，美国出版商向我要相关的简历和作品介绍，我才知道他们要把我的《生死疲劳》推荐到亚洲文学奖。”据悉，最终获奖名单将于今年11月在香港宣布，只有一位作家可以获得该奖，奖金为1万美元。（王玲摘编）
       ●《卫报》推荐亚洲十大推理小说
       女作家凯瑟琳·萨姆森（Catherine Sampson）受《卫报》之邀，为读者推荐了亚洲十大推理小说，其作者多为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亚洲作家，也有曾在亚洲生活过的欧洲作家，以及格雷厄姆·格林这样的名家，他以亚洲为背景进行故事叙述——其《文静的美国人》便将越南选作故事的发生地。中国作家据有三席，包括现在用英语写作的前学者裘小龙，以及王朔和法律学者何家弘。当然，萨姆森所讲的作品均为英文版或英译本。萨姆森女士荐书如下：1.《红英之死》，裘小龙著；2.《玩的就是心跳》，王朔著；3.《疯女》，何家弘著；4.《神圣游戏》（Sacred Games），维克拉姆·钱德拉（Vikram Chandra）著；5.《女士杀手杰克》(Jack the Lady killer),HRF·基廷（HRF Keating）著；6.《OUT》，桐野夏生著；7.《火车》，宫部美幸著；8.《砂器》，松本清张著；9.《W的悲剧》，夏树静子著；10.《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格雷厄姆·格林著。（舒坦摘编）
       作家之声
       ●铁凝说中国文学还有黄金时代
       日前，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频繁出现在正在举办的香港书展上，她与台湾作家张晓风、香港作家周蜜蜜座谈两岸三地阅读文化并出席了各项活动，向香港读者介绍了目前内地文学的状况，并对“文学已死”等论调进行反驳，称“文学还会有黄金时代”。铁凝说，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尊崇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位置降低，这是正常的。“如果现代社会有点冷落文学，我想重要的责任可能不在读者，而在于写作者，在于是否有足够优秀的作品给读者分享。在如今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下，文学不再受宠，其实是虚热散去之后处于它应有的位置上。也许文学现在才是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它与其他行业应该是平等的。”针对书展期间一些港台作家发出的“以王安忆、莫言等作家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的感概，铁凝笑答：“我想用一句广告词来回答，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相信文学还会有黄金时代，因为不仅王安忆、莫言等在内的成熟作家并没有沉默，在中国，一直有一批在追求精神高度的作家在创作，而且还不断有一些新锐作家出现，比如这次也来到香港书展的年轻女作家张悦然、春树等。所以，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信心。”（舒坦摘编）
       ●苏童认为香港潜伏着很多优秀作家
       著名作家苏童曾担任2005年“第八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评委，他日前在中国青年报发文称：香港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文化沙漠，如果那样看就不公平。可以说香港潜伏着很多优秀作家，比如像西西这样的小说家、刘以鬯这样的诗人。这些是老一辈的优秀作家。我因为做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评委，阅读了大量香港年轻人的作品，这是个惊喜。他们整个小说的质地和总体水准其实是非常高的，他们非常注重探讨个人内心的世界，很多人写在香港这种典型的狭小的商业都市里人的内心世界。我就觉得那个韩丽珠写得特别好，她写一个女孩子躲在房间的衣橱里，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寻找更小的封闭空间。我到现在也不认识她。从文学上说，香港纯文学只是未被发现、未被足够宣传而已，内地对这些作家毫不了解。（袁芳摘编）
       ●王安忆认为美女文学怪现象应停止
       8月17日，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在以“丁玲与上海”为主题的第十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回忆当年丁玲对女性文学尊严的维护，而现在文坛的所谓美女文学怪现象应该停止。王安忆在开幕致辞时说，自己并不是研究丁玲的专家，对丁玲也并不熟悉，但是和丁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见面让自己印象深刻。“那是1983年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年轻，也还没有什么成就，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参加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听到丁玲对一位向她约稿的出版社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感触很深的话。她说‘我只卖文字不卖女字’。”王安忆说，丁玲的这句话斩钉截铁地表明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的文坛，动辄就称“美女作家”，叫喊着“美女文学”，以性别为筹码增加卖点，对比丁玲那个女性作家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立场的时代，简直有天壤之别。王安忆建议，现在的文坛应该多一些冷静少一些浮躁，像美女文学这样为增加卖点而频频出现的怪现象应该停止了。（闻雪摘编）
       ●陈思和不赞成网络语言进入语文教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日前发表文章《从文化多层面看“新词汇”》，在该文中，陈教授认为，不赞成语文教材里放入什么“新鲜的网络语言”的做法，因为语文教材的功能是知识教育与审美教育，是为了传承民族人文的传统，而不是为了讨好学生迎合学生的兴趣。有些文言文知识，就是因为在社会上无法学习，才需要在课堂教学里打基础。而网络上的流行语言是不需要教学的，孩子本来就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通过语文教学能够达到什么教学效果？所以重视大众流行语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要看在什么文化层面上给以重视。推而论之，关于中学教材是否应该收入通俗文类作为课文等等问题，也是需要从不同文化层面的角度来认真讨论的。语言本来就无所谓绝对的纯洁性，只有充满了生活信息的词汇才是有生命力的。“新词汇”从收集研究到推广、编入教材，毕竟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因为这涉及到文化的多层次性，大众文化层面所流行的语言到精英文化层面上的语言运用，再到融入语文教育的核心文化体系，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层面，其内涵不可混为一谈。我觉得现在讨论此类问题，讨论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特征，把很多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都严重搞混了。（舒坦摘编）
       
       作品信息
       ●毕淑敏首部爱情小说《鲜花手术》出版
       继《女心理师》后，女作家毕淑敏将推出新书《鲜花手术》，这是她首次创作爱情小说。毕淑敏说，“《鲜花手术》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描写的是军队里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原来的名字不叫这个，叫《打起黄莺儿》。这个名字来自一首不太出名的唐诗《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写了一位少妇无心欣赏良辰美景，反而要把黄莺儿赶走，这样她才能在梦中满心欢喜地和久戍边疆的丈夫相会。”她说，可惜出版商觉得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首诗，因此根据书中在鲜花中手术的细节，选择了最后的书名。事实上，《鲜花手术》的故事，与我当年在阿里地区参军的经历有关。（王玲摘编）
       ●唐浩明《张之洞》获姚雪垠小说奖
       日前在黑龙江黑河市举办的“双子城之夏——黑河中俄国际风情节”上，经全体评委无记名投票，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的《张之洞》荣获“黑河杯”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是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长篇历史小说领域里的全国性大奖，2003年颁发首届奖，唐浩明的《曾国藩》为当年获奖的五部作品之一。根据“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评奖章程”，2007年度为第二届评奖年度，这届共收到参评作品47部，经评委初审并复评投票，有5部作品入围终评，再经全体评委精读审阅和充分讨论，对参选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的深度与广度、文学的精妙与境界、思想的深刻与见解的独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最终选定唐浩明的《张之洞》、王梓夫的《漕运码头》和包丽英的《蒙古帝国》3部作品获奖。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上、中、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8万套，很快便销售一空，随即又加印2万套。社会各界对此书反响很大，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中的大气之作。著名青年评论家刘起林以“正史之笔，廊庙之音”称赞此书，代表了当时评论界大多数人的观点。《张之洞》目前还有香港版、台湾版、文史对照版、图文版等多种版本在海内外广泛发行。（袁芳摘编）
       ●安妮宝贝将推出新作《素年锦时》
       继《莲花》售出60万册之后，安妮宝贝随笔集《素年锦时》计划9月9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起印40万册。安妮宝贝表示，以前她从未这样客观而平淡地谈论过一些真实的人与事，包括身世、童年、南方、世相等等，这本书更像一次清谈，是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全文分春夏秋冬四季，除小说《月棠记》之外，都是她“自言自语”，以一个词语比如“祖母”、“阅读”、“自闭”等等为题写下所想所感。随笔集中散文与小说并存，小说很像散文，散文又像小说，安妮宝贝认为那或许因为她一直是个趋向关注状态而抹去观点界限的人。其中也包含了作家的读书笔记，对于盛名之下的状态，安妮宝贝在随笔集中写道，“如果写作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充满矛盾。一边自我控制一边反复刺激病灶。一个人写完第一本书的时候，不会畏惧。越写越多之后，畏惧开始出现，如同跋涉到临渊深谷，看到前面漫漫长途，巍峨峰顶，不知边界何在。”（张宣摘编）
       ●卫慧《狗爸爸》放弃前卫
       销声匿迹多年的女作家卫慧，8月19日携其新书高调亮相上海书展，她的新书名叫《狗爸爸》。几年前，卫慧以那部备受争议的《上海宝贝》而一举成名，不过这次想从《狗爸爸》里重温旧梦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卫慧表示，在新书里，她写了一个在拒绝男友后又有了悔意的女人，她带着小狗，去寻找“狗爸爸”的温情故事。和之前的作品相比，通篇没了露骨的描写，而词语也只限于“亲吻”和“拥抱”。在书展上，卫慧还惊人地宣布，《狗爸爸》将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几年后她还将写一本卫慧自传，此后她就彻底封笔。她说，这并不是因为她不爱写作了，而是她有了更大的爱好，那就是拍电影，“拍电影真有意思，你不觉得我的文字很有画面的感觉吗？”《狗爸爸》之后，卫慧就要到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目前她正在拍一部电影，而她自己的小说将成为她今后拍片首选。（舒坦摘编）
       文坛轶事
       ●毛泽东两次自释《沁园春·雪》
       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雪》已经70多年了。《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该词发表以后，轰动诗坛、政界，多少人写了学习心得、注释，多少人又有和作。毛泽东唯一一次对《沁园春·雪》的注释是1958年12月21日的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然而，据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其《沁园春·雪》还有一次解释，即是在1958年。毛泽东的诗友周世钊在其日记中记有毛主席谈话摘抄：“一切旧书，都作历史看待，就都有价值了。”“一些年老的知识分子，也可以作历史看待。”“《沁园春》一词，只批评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不大行，并没有说明谁是行的；至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说法，也并没有说明有谁行，指个人也好，指群众也可。”周世钊记下的《毛主席谈话摘抄》实际上就是毛主席语录。这次毛泽东的解释鲜为人知。而两次注释各有异同。毛泽东对五大帝的评议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他批评了五大帝是不大行的，认为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是一个反动侧面，值得批判，从用词“反动侧面”来看，还是带有贬低五大帝的味道。然而，并没有说明谁是行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末三句。毛泽东提出了末三句的命题，在1951年时，没有说明有谁行，今朝的风流人物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众。可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今朝的风流人物只能指无产阶级了，既不是群众，也不是个人了。（秦晓燕摘编）
       ●茅盾曾提携茹志鹃
       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作品。茅盾的评语是“清新，俊逸”。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除登茅盾先生文章，同期还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了。（祁天摘编）
       ●叶圣陶的笔名趣事
       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中“圣陶”两字，原是个“号”，但也是使用最广泛的笔名。叶圣陶在1907年苏州公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有一位教国文的沈姓教师，古书念得很多，很熟，可教的不是叶圣陶所在的班级。但叶圣陶看到许多同学都请沈老师起号，也就请他起一个。于是那位沈老师替叶圣陶取了个“圣陶”为号，出典自“圣人陶钧万物”；“陶钧”就是制陶器时用来把泥团旋成陶坯的转盘，含有“陶冶、感化”的含义。叶圣陶先生用过的笔名多达30余个，各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含义。叶圣陶本名绍钧，曾用叶绍钧发表不少小说、童话、诗歌。“绍”，是叶家的辈份，含有继承的意思。而“钧”原为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叶圣陶在家系长子、独子，取名为“钧”，表示有举足轻重的意思。秉臣（丞），是叶圣陶的号，也是笔名。这是根据《诗经.小雅》中“秉国之均”而取的，“秉国之钧（均）”，是指掌控国家枢纽，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而取号时的人是做教师的堂叔叶朝缙。用此号作笔名的，较多用于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革命文学》、《公理日报》发表过一些尖锐犀利，富有战斗力的杂文。允倩（叶允倩），是叶圣陶早期发表文言短篇小说用过的笔名。允，确实；倩，美貌，是古代男子的美称。因为这批文言短篇小说叙写男女之情为多，而又大多数发表在鸳鸯蝴蝶派主办的刊物《礼拜六》、《小说海》等。桂山，这个笔名仅用于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后。最早反映“四.一二”事变的著名短篇小说《夜》，就取用这个笔名的。桂山，系当时劳动人民常用的名字，叶圣陶就用这个笔名表示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叶圣陶为人朴实、谦逊，他所取的笔名“孟言”、“朱逊”、“翰先”、“愚若”等都有这个含义。（王玲摘编）
       ●杨绛披露翻译《堂·吉诃德》内情
       杨绛版《堂·吉诃德》在翻译界久负盛名，不仅译文完全忠实于原著，译笔也非常灵活，行云流水般的优美，真正做到了“信、达、雅”。但近来却有人提出质疑：“杨绛只是精通英文和法文，根本就没学过西班牙文，她的《堂·吉诃德》肯定译自英文版本。”为了澄清传言，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特地访问了杨绛。起初，杨绛表现非常低调：“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没有精力做那些无谓的争论。”不过，最后李社长的一番诚意还是打动了杨绛，她娓娓道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事情要追溯到1957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于是就决定请杨绛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杨绛由她自己决定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杨绛一直是研究西洋小说的，她找了《堂·吉诃德》三个英译本和两个法译本进行比较和研究，发现这几个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为了更为忠实地译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她毅然决定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已经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杨绛，此时又开始下苦功夫自学西班牙语。她学习西班牙语，目的只是为了翻译，她认为她没有必要学习口语。她是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者，不是口译者，这两者的要求不同。杨绛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翻译，“文革”中尽管译事几度中断，但她自学西班牙语却始终坚持不辍。将近20年后的1977年5月，她将《堂·吉诃德》全书译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这是国内第一个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的中译本。（舒坦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