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这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两句话，它以简洁的语言，生动地表现出陶渊明辞官之后归家途中渴望立刻见到家园和亲人的迫切之情。句子意思本身是好理解的，分歧出现在“前路”二字上。高中语文教材（必修）第二册（人教版）收录这篇文章时，对“前路”二字未作注解；《教师教学用书》则“将问征夫以前路”译为“向行人打听前面的路”。一些教辅读物则将句子译为“问行人前面的路怎么走”。这些翻译，似乎并不准确，因为它们未能很好地体现出“前路”二字的内涵，从而使整个句子不能有效地显示出陶渊明当时那种归心似箭的心理，失去了文章原有的意蕴。
其实，“前路”二字，不同的古籍采用了不同的注释，主要是以下两种：
(一)前方的路径。
(二)前方的路程。
《教师教学用书》及一些教辅读物的解释或翻译，其源头显然出自第一种。也有很多选本采用了第二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即明确地将“前路”二字注为“前方的路程”。《
古文观止》卷之七所录本文的夹注中则将这几句解为“问前途之远近”，容易引起歧解。许多当代出版的《
古文观止》现代注译本，则两种说法各有采纳。
那么，在我们的实际语文教学中，上述两种说法，究竟取哪一种说法为好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取第二种，即现代学者朱东润等人的见解，这样更贴切一些。
正如《归去来兮辞》的序文所言，陶渊明出任彭泽令一职，本非内心所愿，实为口腹之役所迫；上任之后，“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离去之意，时常在心头萦绕。所谓“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不过成了骤然离去的引线而已。彭泽县与陶渊明的家居，相距不过百余里，舟行一程之后，步行的路径应该更短一些。这么短的一段路程，陶渊明应该不至于连路怎么走也不知道。况陶渊明归去之志常在，那么这归去之路途，也应该是在他的心中反复出现了的，何至于要向行人问前面的路怎么走呢？
从辞文内容看，将“前路”解为“前方的路程”，应该是更贴近陶渊明的心境和全文的意蕴一些。这篇辞文的具体写作时间，究竟是在陶渊明辞官之后踏上归途之前，还是已然归田之后，历代学者的认定分歧很大；与之相关联的，便是辞文的内容到底是“心先历历想的产物，还是一种追求、直述。对“前路”二字的不同理解，大约也与这种认定分歧相关。其实，辞文的具体写作时间，对辞文内容的理解并无太大影响。因为辞文所要表达的，并不是那种归乡历程及其归后生活的写实，而是欲通过种种物象营造出一种欣欣然的心灵境界，作为对自己回归本心之决定的肯定和鼓励。“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这几句，当然也就不在于描绘行踪，而是展示自己归途程中的轻松和急切的心情，这里的轻松和急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轻松”是因为终于下定决心解除了心灵桎梏，“急迫”则是因为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家园安享田园乐趣。可见，所谓“急迫”，其实不过是“轻松”“欣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渗透着快乐的因子的。在从彭泽到家园的这一段并不遥远的路程里，陶渊明之所以要问，甚至很可能是多次的“问征夫以前路”，是因为陶渊明觉得这段路好像太长了，家园好像太远了，自己也由于“晨光熹微”而走得太慢了。作者为了强化这种“迫切感”而设置了“问”——很可能还是明知故“问”。而这个细节也设置得非常成功；它不仅凸显了那种归心似箭的心理愿望，也使得后文的“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狂喜心情来得自然贴切。
相反，如果陶渊明此刻真的如某些人所言是在问前方的路径，就完全破坏了辞文所营造出来的这种心理氛围。试推想一下，陶渊明为什么要向行人问路该怎么走呢？一种情形是本不识路，甚至迷路了。若是迷路了，那会是一种什么滋味？恐怕是迷惑，是焦躁，不仅毫无轻快可言，连迫切也落不到实处的。另一种情形则是想打听一条近道，以便更快捷地抵家。这样倒是体现出了一种急迫感，但有选择就必定会有比较，有比较就会有踌躇，所谓“轻快”也就无影无踪了。所以，这两种情形，都与陶渊明在辞文中所精心营造的那种十足的快乐气氛大相径庭。
在回归路上，因为归心似箭，所以不断地向行人问家园还有多远，不仅合乎陶渊明此时的心境，而且也可以在陶渊明的其它诗歌中找到参照。
为生存计，陶渊明在出任彭泽令之前，也曾做过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职，不过每次时间都不长，往往总是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不堪吏职”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主要的方面还是因为性情刚直，又爱好自然，钟情于山水。所以，他把离家任职，简直就看成了如同服苦役一般的灾难。《杂诗十二首》之九开头四句是这样的“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因为迫不得已，所以出远差，顺舟东下，是掩泪而行了。痛苦而至于要掩泪，多么沉重的行程！而一旦踏上归途，喜悦与急迫之心便不溢言表。《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大约写于陶渊明三十六岁时，比《归去来兮辞》约早五六年。“其一”开头几句写道：“行行归循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意思是说：沿着归家的路走啊走啊，计算着日程，快要望到自家旧居了。心中欣喜不已，一者可以到家侍奉母亲，再者可以与兄弟见面。努力地划着船儿，水路多么曲折，手指着太阳盘算，大约到它落山时，就该到家了。这一次陶渊明不是辞官，而是受人差遣，从建康赴江陵述职，途中还归寻阳。这一路船行而来，何其欣喜，又何其急迫，以至于坐于舟中。“计日”不已！而当故园愈来愈近，当日即可抵达时，这种急迫反而更为强烈，强烈到反复“计时”去了。所谓“指景限西隅”无非就是计算距离太阳落山的时辰，也就是距离抵家还需多少时间。由“计日”而至“计时”，这一番情景，与《归去来兮辞》中的“问征夫以前路”何其相似，它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计程”，而且是清醒地明知故“计”，传达出的正是那种归心似箭的特殊心态。
徐新祥，湖北仙桃市电大附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