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荡寇志》作者俞万春，自号“黄牛道人”，又号“山阴忽来道人”。一生中，他曾两次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两次退隐修道，最后无疾而终。他涉猎广泛，博极群书；他知识宽泛，著述丰富。他没有也不可能同时也不愿意突破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当他认识和解释他所描写的现实时，就只能从传统的思想武库里去寻求，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改造，以作为自己认识和反映现实的武器。而复杂多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广博的文化涉猎，又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成为自觉，并进而成为事实。作者的创作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在改造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开成的，因而独具特色。下面试析而言之：
一、唯“忠”独尊
儒家被创立以后，随着历史的进程，有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不过，无论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如何演变，但是，作为元概念的“仁”始终是其思想内核，其它诸如义、礼、智、信等等始终是而且仅仅是儒家的德目之一，从属于“仁”、服从于“仁”。但是，在《
荡寇志》中，整个荡寇行动表现的却是崇力尚武，以牙还牙，以武力对武力，对假忠假义、不忠不义之妖魔残酷镇压，完全消灭，斩草除根，手段之阴毒残忍，令人发指，丝毫看不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仁”道。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在俞万春的儒家思想里，“忠”取代了“仁”，成了理论核心，他唯“忠”独尊。
首先，“忠”是俞万春价值判断的唯一的和最终的评价标准。在《
荡寇志》里，他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君子，主要是指以张叔夜为首的官兵和以陈希真为首的三十六雷神，他们忠于君，是真忠真义的化身；另一类是妖魔。妖魔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寇，主要是指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将士，他们是假忠假义的化身；一类是奸，主要是指以高逑为首的朝廷败类，他们是不忠不义的化身。很显然，其评价标准正是“忠”与否。
忠于谁？忠于君！在俞万春看来，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社会何以混乱，人民何以受苦，其责任不在君主，而在寇、奸，是他们胡作非为的结果，因而，所有人都应该无条件忠于君主、忠于朝廷，不存在君不君的情况，否则，就是不忠不义，就是假忠假义，就是妖魔，既然是妖魔，就应该被剿灭。陈希真之流与宋江等人有过相同的遭遇，先是被欺辱迫害，走投无路，不得已四处流浪，但是，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处，反而连累他人，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女儿上山为盗，占山为王。本来，“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应该化敌为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迫害他们的不公正的社会。但是，他们始终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仇就仇在，一方是君子，是真忠真义之人，他们之占山为王，只是暂作容身之处，只是被不忠不义之奸臣所逼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他们从不抗拒官兵，从不打家劫舍，时刻盼望招安；而另一方则是流寇，是假忠假义之人，他们杀命官拒官兵，打家劫舍，犯上作乱，盼望招安也只是欺上瞒下的借口。陈希真时时都想除掉他们而后快，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不仅直接参与了整个荡寇行动，还充分运用自己高超的道教法术，亲率众雷神充当了荡寇行动的急先锋、主力军。
不仅如此，他还把“忠”绝对化、片面化、唯一化，以“忠”为中心、为根本、为前提，将“五常”、“四端”都纳入到“忠”的体系里。在这个体系里面，“忠”与其它的道德德目，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等不是平行的概念，而是统摄与被统摄、包容与被包容、覆盖与被覆盖的关系。这样，“忠”就完全统摄了其它一切社会准则，是一切高尚品行的根本依据和基本前提。其它一切道德范畴都必须服从于“忠”。离开了“忠”，也就无所谓仁、义、礼、智、信，“忠”就是一切！在俞万春看来，荡寇就是尽忠，为了尽“忠”，可以阴险歹毒；为了尽“忠”，可以出卖朋友；为了尽“忠”，可以凶暴残忍；为了尽“忠”可以冷酷无情；为了尽“忠”，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尽“忠”，可以不遵守其它任何社会公理。一切以“忠”为中心，一切以“忠”为准则，一切以“忠”为目的。所以，杨智背后捅刀子、陈丽卿等以多打少以及唐猛、庞毅、闻达等车轮战武松这样一些为一般人所不齿的行为，俞万春都以歌颂的态度来叙述。尤其是第一百三十回“丽卿夜战扈三娘，希真昼逐林豹子”中“娄熊换矮虎”的故事真是惨不忍睹，简直令人发指，这种落井下石、幸灾乐祸、背信弃义、践踏人权的行为，是天底下最无耻、最卑鄙、最阴毒、最下流的行为，理应受到最无情的谴责，可是俞万春竟然予以欣赏和赞美。因为在他看来，这此人都是在向皇帝尽忠，替朝廷荡寇，至于其它的——顾不得了。
其实，“忠”也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德目。不过，传统儒学的“忠”并不是绝对的、片面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尤其是“以民为本”的。一方面，儒生们强调君权的尊贵与神圣，维护君王的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皇帝为政，必须以仁为本，否则就要受到天的警示和惩罚，甚至会发生“汤武革命”。
但是，俞万春却是赤裸裸的君本主义，他不加任何掩饰。因为，俞万春把“忠”绝对化、片面化、神圣化、唯一化，其实质就是把“君”绝对化、神圣化。
二、佛道为用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日起，道教自产生之日起，就积极吸收儒家思想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也积极吸收佛道的精华来增加自己的营养。随着历史的发展，儒、释、道逐渐相济相补，最终融会贯通。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但是，俞万春却把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人为地推向了极致，表现得十分另类。概括地说，《
荡寇志》中所表现的三教融合（主要为儒佛道三者之关系及其相互之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1、说明“忠”是天经地义的，是天理，是不容怀疑的，是必须遵守而不必问原因的。忠于君，就是忠于天，尽忠就是替天行道，因而替天行道也就是替君行道。荡寇英雄们个个是天上的神仙，他们专门奉玉帝旨意下凡，目的就是收伏众妖魔，事成之后都归本位，“永不再降”。众妖魔就是指宋江等假忠之流寇和高逑等不忠之奸臣，荡灭他们，就是维护君主。
2、佛道的作用在于威慑、引诱。凡有违于忠者，必遭天谴、天罚，天亦弃之。妖魔们就是不忠不义之人、假忠假义之人的前车之鉴。相反的，凡忠且实践于忠者，则天亦佑之并最终自己也成仙得道，与天地并存。张叔夜、云天彪等以及三十六雷神就是榜样，最起码也能得到“灵霄九转琼浆”一杯，使自己“寿可三周花甲”，任道亨就是榜样。
3、他把佛道法术作为维护儒家忠义的手段，很难想象，那些荡寇英雄如果离开了陈希真、刘慧娘的宗教法术还能够完成其荡寇事业；同时他又让几乎所有的道教人物(包括道土、道神)和佛教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荡寇行动中去，不难想象，荡寇事业如果离开了这些宗教人物会是什么样子。
4、他把荡寇事业作为佛道人士为终成正果而建立的功德，只有功德圆满，佛徒才能获得涅槃，道士才能羽化登仙。荡平梁山之后，刘慧娘明性见心，皈依西方莲座，证果妙应广慧菩萨；陈希真在庐山羽化；祝永清在西湖韬光山羽化。还有其它三十六雷神都归本位，得成正果。
5、儒释道三家融合的方向是单向的。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融会是互通、互动的，是多向的。它们互补互济、和而不同。但是，俞万春之儒释道思想极端匮乏，儒家仅仅在于忠，佛教仅仅表现为技术，道教仅仅表现为法术或巫术。没有思想上的借鉴，没有理论上碰撞，只有服务与被服务、利用与被利用。
总之，在《
荡寇志》中，三教虽然并立，而儒教却最大，佛道只是儒教的工具、手段。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俞万春把儒“家”儒“教”化了，因为，把“忠”绝对化、片面化、神圣化、唯一化，实际上就是把它宗教化；同时，他又把佛道政治化、庸俗化了，因为佛道成了“忠”的奴仆、“忠”的工具，完全丧失了其作为宗教的独立性。
杨文胜，湖北荆门荆楚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