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之所以能产生这么深远广泛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三国演义》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第一奇人”的鲜明形象，这也许是《
三国演义》最成功之处。这一形象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作者对他是情有独钟的，作者把古代仁人贤相的优点都集中在诸葛亮的身上——小说家的表现艺术真让人叹为观止。
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是治戎与奇谋兼长，理民之才与为将之谋皆优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人物，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他对刘氏父子忠贞不二，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是战无不胜、无往而不利的：隆中决策、博望烧屯、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祭东风、三条妙计、火烧赤壁、智算华容、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八阵图、骂死王朗、空城计、祈禳星之法延寿、死诸葛吓走活仲达、遗计斩魏延、显神保蜀民、预知邓艾偷渡阴平等等，这一切都在诸葛亮的掌握之中，真是料事如神。作者亦盛赞其是：“此万古之人不及也。”如此美化、理想化的人物，鲁迅评论“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的程度。难怪民众把孔明视若神明，这不是神是什么？
那么，孔明是神吗？当然不是，神是万能的，孔明不是万能的，他也有失误，所以他是人非神。作者塑造他时也完全没有忘记这一点谨遵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没把孔明这形象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而是考虑到人物形象的时代性、多面性和性格的复杂性。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明的品格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智谋策略亦有失策之处，情感上也非完全大公无私，也有私心，七情六欲。故作者在使孔明趋于完美的同时，也敢于写出这人物的欠缺，从而使其更符合客观现实，使其血肉更丰富，更真实可信。
从诸葛亮的高尚品格看，他几乎是完美无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道德文化和智谋文化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他身上的道德文化看，他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他要求人做到“忠孝节义”等等，而“忠”又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小说展现了诸葛亮对刘氏父子的忠诚。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为民的进取意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源于一个“忠”字，这也是中华民族历来所推崇的高尚品德之一。
作家笔下的诸葛亮生活于一个具有浓烈“忠”的意识的儒家思想统治时代。连猎户刘安都会为尽忠而杀妻割肉给刘备吃。作为读书人的诸葛亮则更得儒家思想之精髓：“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并以之指导自己行动。诸葛亮终生为刘氏效犬马之劳，就是以“忠”出发的。因刘备乃汉室之胄、当今英雄有伸大义于天下，兴复汉室的宏大理想，是维护汉室宗法制度的理想人物。何况刘备对诸葛亮甚厚，以师礼待之；临终又以霸业相托，如此的信赖，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由肺腑迸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始终把蜀汉事业放在首位。“公事未毕，未敢及私”，他拒绝诱惑且谏兄共作汉臣，一息尚存，仍念念不忘蜀汉大业，扶病理事。“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亲理细事，抱病观营时的悲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这些都集中表达了他以巩固和发展蜀汉政权为已任的一种儒家忠心，闪耀着一位赤胆忠心之贤相的高尚政治品质的光芒。
虽如此，这位赤胆忠心的贤相的“忠”，仍是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的，看下面二例便知。
一是在任命荆州守将的问题上，孔明很了解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也深知关羽的个性：刚愎自矜，藐视孙权，缺乏策略，无法贯彻其连吴抗曹的策略。但他还是把这重任交给了关羽，而不是最合适的人选赵云。诸葛亮之所以做出这种错误的决策，乃是怕伤刘、关兄弟之情，是碍于刘的情面，是出于对君主的“忠”。
二是对刘备兴兵伐吴为关报仇之事的处理上，对这种违悖战略大计，有毁刚建基业的不智之举，作为群臣之首的他没有轻易表态，尽管刘对其言听计从，他当时却一言不发，只有赵云公开反对，极力劝阻：“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此时诸葛亮却深居简出，当群臣对其不满，求其出面劝谏时，他才应付曰：“吾苦谏数次，只是不听。”临行时，也只有秦宓死谏，而诸葛亮竟不在场，只是“听说”后，才奏表章，意见又不痛不痒，之后，就听之任之。诸葛亮的这种态度，作为首辅是极不称职的。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死谏乃为臣忠君之道。连刘璋侍从王累都能为无能之主刘璋而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谏而不从自断绳坠地而亡。为何诸葛亮这位忠臣贤相却无舍己为国的精神？很明显，诸葛亮没死谏乃为忠也。刘备急切报仇，死谏而劝，即是违君主之意，不忠也。
从上二例可知，诸葛亮在这种关乎蜀汉命运的时刻，没有据理力争，而是放弃职责，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和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以忠于君主为重、国家为轻的做法，都是源于他脑际的“忠”的观念，可以说，忠君思想在其脑中已是根深蒂固，已达到愚的地步。这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它要求臣子对君主绝对的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是对君主的话无条件地服从。故诸葛亮在四出祁山时，后主信谗召诸葛亮回朝，诸葛亮明知会失去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亦只好回朝面君。这种愚忠是颇受时人推崇的。这种忠无论如何来讲，是精神可嘉，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以国家大局来讲，这种代价也太大了。
其实，诸葛亮不是个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人。他深知“忠”具有灵活性。如当诸葛瑾持刘备书至荆州要关羽交割三郡时，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之，能说关羽不忠于刘备吗？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先斩后奏，难道仲达对魏不忠？显然说不过去。诸葛亮亦深明此理，但其脑中根深蒂固的忠的意识，迫使他无条件地去服从君主意志，这种历史时代的要求迫使他别无选择，即使是错误的，即使蜀汉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唯有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封建时代忠的观念的束缚迫使诸葛亮做出有损蜀汉基业的决策，这对刘氏政权的发展、巩固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忠不单束缚了诸葛亮的才华充分施展，更重要的是他因此痛失实现“图中原”伟大宏愿的大好良机，虽然诸葛亮后来作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懈努力，依然无法挽回“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他毕生的遗憾。这代价毕竟太大了。诸葛亮的这种忠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局限使然。诸葛亮毕竟生活在这特定的时代，他永远也冲破不了这时代对忠的观念的束缚，因而，历史局限性使我们看到了诸葛亮身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诸葛亮能成为民众最偏爱的人物和三国人物中最动人的一个，不单因为其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主流：道德文化，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另一主流：智谋文化。他的文韬武略、神机妙算的神奇智慧和绝世才能使其成为智慧的化身。他确实是位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战略家，他的作战方式诚可以用神出鬼没，纵横天下加以形容。说起他的布阵深奥及慎密，当时魏、吴的将军们无一不视为鬼门关。诸葛亮对刘氏事业的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就是以他的这个“智”作为保证的，“智”使他的“忠”更充实，这两者相得益彰，从而使诸葛亮成为较完美地体现儒家文化思想的理想人物。
诸葛亮在隆中时，便为刘氏制定了取荆州、夺西川、成鼎足、图中原四个阶段性战略目标。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放弃了依附强者的原则，而把命运押在一个屡遭挫折寄人篱下的落魄将军刘备身上，这一决择，既无任何保障，又充满危险。然而，这种大胆的选择，正体现了诸葛亮的卓越远见和胆量。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只有这种艰难困苦的逆境创业，才能更淋漓尽致地展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忠贞不二的品格。
诸葛亮出山后的智出其兵两败曹军，使关、张去隙：“孔明真英雄也！”以己智慧树立起自己在刘氏集团中的威信。之后又孤胆赴江东，舌战群儒、理导孙权、智激周瑜。在江东的政治、军事、外交舞台上，他以光芒四射的智慧，既避开了周瑜的暗算，又完成了联吴抗曹的策略。赤壁之战，写下了战争史上辉煌的一页，刘备也因而分享了三分之势。在这场战争中，真正的指挥、导演、主角都是他——孔明。也是展示他政治胆略和卓越智慧最精彩的章节。其后的入蜀、平蛮、伐魏六出祁山等一系列的描写，不过是继续完成和不断丰满的过程。
就其对手而言，曹操、周瑜、司马懿等都非泛泛之辈，皆是旷世奇才、高明之士，然而诸葛亮比他们技高一筹，并最终战胜了他们，其谋略单就智算华容道的小插曲“实而实之”令操走投无路，便足见一斑。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为了表现诸葛亮那胸有千山万壑、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料事如神的才智的；似乎这些智者都是成了诸葛亮的陪衬，真是把诸葛亮给写成神了。
诸葛亮虽料事如神，但他是人，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他也有窘境之时。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拿“兴汉室，图中原”这一目标来讲，诸葛亮是个失败者。可以这样说，事之成败，全视领袖人物的能力如何而定。作为战略家、丞相的诸葛亮来讲，他的策略有三方面的失误，也正是这三方面使“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过早地走上了灭亡之路。
首先，他在把握方向、驾驭全局的统揽能力上仍有欠缺。作为一个首脑，应有较强的战略意识，要善于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考虑问题，通晓上情，吃透下情，关键时刻能牺牲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要把握全局性方向性问题，识大体，顾大局。如前面提及的“刘备伐吴”“荆州主将任命”问题上，诸葛亮就受到忠的思想束缚而做出有损大局的决策，就其丞相职责而言是一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失职行为。
又如他在辅助后主时，作为蜀汉最高决策者，却不顾实际情况，六次出师北伐，这种出于报知遇之恩，唯恐完不成托孤重任的思想，而绝不是出于洞察大势、掌握时机的考虑，是极不明智的。当时三国鼎立形势已基本确定，一时难以改变。总体实力上看，曹魏较吴、蜀强大，明智的领导者，只宜发展国力，养精蓄锐，提高与魏、吴抗衡的能力。因为在这种势力下，任何军事行动均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六出祁山结果也正说明了这点。何况以小国与大国拼消耗，打持久战，对小国是极不利的，要打的话也宜智出奇兵，速战速决才有点希望。
第一次北伐前，太史谯周劝道：“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耀信明，未可得也。”又直劝诸葛亮：“丞相深明天文，为什么勉强而行呢？”天象自然虚妄，但的确反映了大臣不宜直言的心声。六出时，谯周又以天象劝诸葛亮应谨守国土，不宜妄动，实际上已是暗示：连年征战，士兵已是损伤不堪，多有怨心，人民已困苦不堪，滋生怨恨。而孔明却一概听不进去；反以拜祭先帝堵众人之口：“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以死相报以示忠诚之举，其实是孔明只为“一个人名节的自我完善，”而忽视了国家事业的成败，在这种关乎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作为首辅之臣的他却一意孤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奋“人力”以抗“天数“不重功垂后世，只要尽忠当时的做法，是他最大的失策。真正的大有作为之人，绝不会因人情作过多的个人考虑而不敢作为，也不会因感恩戴德，为表忠诚而违心悖势地做于国于民徒劳无益的事情，真正的贤相，不在于其自身的“完美”，而在于推动历史的有为。
作为领导人，还应善于抓大事，不应为小事而忙碌，他应是指挥者、决策者的角色，应学会让更多的人为自己去做，这才是领导的艺术。诸葛亮怕别人不似自己尽心，便“罚二十以上皆亲览，”“常自校薄书”“亲理细事”。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诸葛亮这种舍本求末的亲力亲为，一则影响其对大事的决断，二则没有发挥下属的才干，且防碍培养人才；三则使己碌碌无为。不足取也。
其次，诸葛亮的民主、科学、善断的决策能力还稍欠火候。作为首脑，决策要民主，集纳群言，集思广益。领导决策的正误优劣，直接关系着事业的成败。诸葛亮在伐魏决策上便是一意孤行，以致功败垂成。不失时机，权衡利弊的决断力，诸葛亮远不如曹操、司马懿、邓艾等，操以“有权谋、多机变”著称，司马懿克日擒孟达，邓艾偷渡阴平，都显示出非凡的决断艺术。诸葛亮在荆州守将任用上就因忠的束缚而缺果断，结果反受其乱，北伐时又不采用魏延之出子午谷径取长安之计，只顾求稳，错失良机。其对手司马懿对此也深为惋惜：“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
再次，诸葛亮在培养、任用人才方面的不得力，也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
诸葛亮可以说是一个疏于培养人才的人，这是领导的大忌。说严重点，诸葛亮只培养了一个人才，即姜维。诸葛亮一生只是在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凡事亲力亲为，不放心下属去做。以身作则是需要的，但一个国家那么多事情，你有三头六臂也难做完。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所谓孤掌难鸣。一个聪明的领导应善于培养、收揽人才为自己工作，不单要自己能干，而是要更多的人都如自己般能干，发挥群体的才智，何愁大业不成。而操、权就较善于培养、录用人才，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能力为自己服务。蜀地本来就人才不盛，却不去办学兴教育培养后备人才，当第一代将才相继去世后，造成青黄不接，无人可用，以致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出现这种捉襟见肘的局面，孔明是难辞其咎的。他也深深感到这一失误的痛苦，当他听到赵云、关平、张苞等的死讯的反应，不是大哭昏倒，就是吐血就可知，为何呢？就是因为再也无人可助其实现进取中原的宏愿。
在任用人才上，孔明亦有较明显的失误。其一是用人不当。如任用关云长为荆州守将而破坏了联吴抗曹大计，当然，这里亦有其因忠的局限性造成错误决策的原因。任用教条主义者马谡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几乎招致惨败，组阁时，任用奸邪小人在后主身边，以致他在四出祁山被小人进谗而回成都错失了进取中原的良机，造成将士在外卖命，闲人却在他们背后捅刀子这种令人寒心的局面。
其二是在任用人才上过于苛刻。孔明用人方面远不及曹操、孙权高明，诸葛亮明确强调才德并举的，他任用的郭悠之、费祎、董允等，确是“良实、志虑忠纯、贞良死节”之臣。这也是在孔明先前身后内部得以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不过，有得必有失，对德过分的强调、苛求，往往会因小节而废大用，使一些虽有瑕疵，但确有才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人才被埋没了，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才的开发。蜀地本就人才不多，蜀汉在其第一代精英凋落后迅速走向没落，与其人才的萎缩有很大关系。对此，孔明是有一定责任的。但孔明却依然不明，斩因战失利的马谡便是其再次失策。马谡并非没有长处，平蛮时“攻心为上”的策略、不同意北伐，表明他对全局的认识甚至超过孔明，其反间计使司马懿被罢黜，看得出他是个出色的谋臣，诸葛亮既错用他于前，就该躬自反省，妥善处理他于后，应使其戴罪立功。马非顽冥不化之人，他会吸取教训，立功赎罪的，孔明没给他这个机会，这对蜀汉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蜀人才缺乏十分突出，老成凋谢，新秀未起，诸葛亮应从蜀汉的长远考虑，多方延揽人才，培养人才才对。像马谡这样的人，如假以时日，可以相信，他定会是一位出色的将才，可孔明轻率地把人材杀掉了。痛惜！
从情感上看，诸葛亮是个执法严厉、赏罚分明，大公无私的黑包公，连年的征战又急于北伐，似是个对战争的痛苦熟视无睹的好战分子。斩马谡，气死周瑜，只留一点可怜的财产给子女，“公事未毕，未敢及私”，难道他是神仙不成？不然怎会如此清心寡欲、无私无情、没点人情味？
其实，诸葛亮是人，也是吃人间烟火的。他亦有七情六欲，亦有私心，且还是个情感相当丰富的人。如任用云长守荆州、没力谏刘备伐吴之举，都是出于忠，怕伤刘关兄弟之情及君臣关系。其带赵云入川让云长守荆州，除忠外还有点私心，因赵云通情达理，骁勇又听指挥。诸葛亮斩马谡乃治军之道，他亦不想斩马谡，当其见到马谡首级时即大哭，可知其痛惜之情。诸葛亮气死周瑜亦非不惜才，乃是各为其主，不得已而为之。他俩既是对手，又是知音，他俩如不是知之甚深的话，就不会如此相忌，从这个意义上讲，孔明吊丧中说的：“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并非假话，他的眼泪亦体现了英雄惺惺相惜的几分真诚。“千里做官只为钱”孔明留那么一点财产给子女，让子女自食其力，一方面说明其廉洁，一方面乃是为子女作长远之计，是爱护子女的真体现，并非无情。
诸葛亮还是个相当仁慈的人，对下属、对百姓都如此，携民渡江，七擒孟获时如此，出祁山时守诺让士兵归家亦如此。进军泸水，闻水边有鬼哭神嚎声，以为“此乃吾之积恶也。”亲去拜祭，读完祭文，放声大哭，因此，他不是一个嗜血成性以杀人为乐的刽子手，而是深知战争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仁人。因此，他的同情、爱护、怜悯之心，也赢得了当时兵民对他无限的爱戴：“皆感孔明之恩德，乃与孔明立生祠，四时享祭，呼之为‘慈父’。”
从上述可知，他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虽然作者在理想化这个人物时，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爱和敬，把他写成了一个生龙活虎，可感可亲的伊尹、周公、管仲、箫何一类人物，把那些历史上肱股之臣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孔明身上，但他始终没忘记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没把孔明完全神化，而是敢于写出理想人物的欠缺，敢于写出特定历史时代给主人公造成的束缚，使其更符合人物形象性格复杂性的需要，使创作的人物更真实可信，这是难能可贵的。俗话说：“疵不掩瑕”，这些不足之处，这些历史局限性，并未对人物形象造成太多的不良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突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罗贯中是了不起的，他把一个事实上至少可以说是未能成功的英雄写得如此可歌可泣、无人可及，令人信服，失败者的形象竟如此崇高，小说家的表现艺术真让人叹为观止。
参考文献：
[1]《
三国演义》 谭邦和点校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1996年第3次印刷。
[2]《
三国演义》 罗贯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赏析》白祖诗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4]《
三国演义》 吴小林校注 陈迩东审订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5]《
三国演义》（明黄正甫刊本） 张志和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文学名著精品赏析》(中国古代文学卷) 吴建国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6月第1版
袁思强，广东河源职业技术学院语文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