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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仇，作为人类生存面临的一种极端情景，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和社会价值尺度下，复仇彰显的是复仇双方的生命的对抗和力的冲突。出现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两篇小说《铸剑》[1]（鲁迅，20年代末）、《鲜血梅花》[2]（余华，80年代末）却让复仇遭遇了软弱，两篇小说中的背负父仇的主人公（眉间尺和软海阔）在成长过程中毫不留情的带着与复仇相反的软弱的性格：不冷不热（眉间尺）、虚弱不堪（阮进武）。两位作家用相同的结构模式：主人公背负仇恨——离家寻找复仇机会——实施复仇——复仇以后，以及不同的审美风格构造出了不同的复仇故事，体现了作家对复仇主题的不同的审美情感和审美内涵。复仇作为文学主题它的庄严和伦理价值遭到了质疑，作家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复仇双方如何纠结、复仇冲突如何紧张激烈甚至血腥。
       一、背负仇恨然而性格软弱
       在背负仇恨这个情节结构中，作家在让小说的主人公知道自己所背负的仇恨之前都对其性格做了详细的介绍：
       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他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杆爬了上来。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的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他赶快沉下去。换了六回松明之后，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眉间尺又觉得很可怜……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放在地面上。……又许多时，四只脚运动了，一翻身，似乎要站起来逃走。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不觉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大概是死掉了。他又觉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他蹲着，呆看着，站不起来。
       鲁迅在《铸剑》中用眉间尺对老鼠的可恨又可怜继而又可恨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体现出眉间尺不冷不热的性格。在余华的《鲜血梅花》里用这样的文字塑造了阮海阔的性格：
       阮海阔以树根延伸的速度成长起来，十五年后他的躯体开始微微飘逸出阮进武（阮海阔的父亲）的气息。然而阮进武生前的威武却早已化为尘土，并未寄托到阮海阔的血液里。阮海阔朝着他母亲所希望的相反的方向成长，在他二十岁的今天，他的躯体被永久地固定了下来。因此，当这位虚弱不堪地青年男子出现在他母亲面前时，她恍恍惚惚体会到了惨不忍睹。
       主人公的虚弱不堪承受不住传统观念下的复仇的力的对峙与冲突，作家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用小说主人公的性格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庄严的复仇理念。让彰显生命力量的复仇遭遇了复仇者的软弱，传统复仇故事中延续的传统复仇的伦理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的价值被质疑。读者读到的只能是“想复仇?”“荒谬！”的自我告白。到此为止两篇小说显示了同样的审美趣味，但接下来的寻找复仇机会和实施复仇的结构框架中，两篇小说则用各自不同的审美风格显示着各自不同的审美情感和审美内涵。
       二、寻找复仇机会并实施复仇
       在鲁迅的《铸剑》中，当眉间尺知道了自己的杀父之仇之后，“我要改过”，他告诉他的母亲。“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这时的眉间尺把父亲的仇融入了自己的身体里。在背负了复仇使命之后，眉间尺以自身决然的改变来寻求“向死而生”的价值，眉间尺非常坚定自己要复仇，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这里鲁迅用写实与刚健瑰丽的浪漫主义[3]和现实主义的杂糅营造了眉间尺瞬间的改变及其复仇机会的到来和复仇真正的实施。黑须黑眉黑头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得突出来的黑色人的出现是眉间尺复仇机会的到来，黑色人来得及时，复仇机会来得更凑巧。遇见黑色人，眉间尺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颈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我们开始因为眉间尺的义无反顾而满腔热血，在读出眉间尺复仇的决然的同时也似乎读出鲁迅对复仇的决然。在复仇实施的过程中，黑色人高亢的歌声，金鼎中头颅激烈的打斗，鲁迅用极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手法构造了眉间尺凛冽的复仇，似乎更加体现出鲁迅对复仇的希望。鲁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给复仇以绝望而又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寄复仇以希望，复仇者“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4]
       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从背负仇恨到寻找复仇机会再到复仇的实施，体现出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5]的在绝望中抗争的精神世界。
       而余华的《鲜血梅花》在阮海阔背负复仇使命之后，他感到自己跨出去的脚被晨风吹得飘飘悠悠，大道在前面虚无得延伸。母亲的自焚而死使他深刻的领悟到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已无他的栖身之处。从此以后为了仇恨而飘零就是他的人生，可是并不像眉间尺那样把仇恨融入到自己的身体甚至灵魂中，阮海阔的仇恨只是他身体之外的一层壳，而这层壳也正是他生存于世的意义，这就注定了阮海阔的悲剧。复仇对他来说只是母亲用生命交给他的任务，以后的人生对于阮海阔来讲就是寻找仇人，寻找复仇的机会。此后，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就像一个游荡的灵魂一样背负着名扬天下的梅花剑，去寻找杀父仇人。余华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描写了阮海阔的寻找之旅，他“毫无目的”地漫游在一条条的大道和小路上，因为帮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找人错过了白雨潇，而又因为帮胭脂女和黑针大侠问刘天和李东的去处而错过了问自己杀父仇人的机会。与其说是错过不如说此时的阮海阔在毫无目标的漂泊之旅中，复仇已经变得虚无飘渺了。到他终于找到自己的杀父仇人时，却发现仇人已不复存在。阮海阔在寻找仇人的过程中自我消解了复仇的机会同时也自我放逐了复仇的实施。在寻找与自我消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余华对复仇的怀疑。《鲜血梅花》从主人公的性格软弱到复仇机会的自我消解均体现出作家将复仇置于荒谬的境地。
       三、复仇的失效与复仇之后的失落
       在复仇以后的情节结构中两篇小说展示出了各自不同的复仇效果。
       《铸剑》中随着复仇的实施，接着出现了滑稽的场面：打捞王头颅的场面，王公大臣开会讨论的场面，三个头骨并存于一个身体的场面，合城看热闹的场面等，鲁迅用一种戏谑的口气叙述着复仇之后的情形。
       到后半夜，还是毫无结果。大家却居然一面打哈欠，一面继续讨论，直到第二次鸡鸣，这才决定了一个最慎重妥善的办法，是：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这种仇人与复仇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场面的出现，意味着复仇失效了。经过生命的对抗，复仇并没有令人肃然起敬，而只是成全了“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的“无聊”[6]的行为：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而《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得知仇人不在在了（已经被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杀死）之后，感到内心一片混乱。
       阮海阔感到内心一片混乱。他看着白雨潇将梅花剑举到眼前，将剑从鞘内抽出。在亭外辉煌阳光的衬托下，他看到剑身上有九十九朵斑斑锈迹。
       他回忆了自己毫无目标的漫游，在回忆中透视出他复仇之后的失落。仇人的不存在不得不让他直视自己为何存在，小说以一种残酷的铿锵有力直逼他存在的意义。
       通过分析，鲁迅对于复仇是一种复杂的矛盾的心态，从主人公性格的软弱到义无反顾的复仇再到复仇的失效，正是作家这种矛盾的心态和小说情节前后的变化恰恰显示出了小说对传统复仇观念的颠覆和复仇意义的消解，甚至于对仇恨以及复仇者的存在的意义的重新观照。正如钱理群先生曾作过的著名分析，复仇是必然的使命，但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复仇依然不能改变世道人心分毫！而《鲜血梅花》的全篇，余华则用一种摧枯拉朽的势力和决心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复仇故事及故事所包含的一切价值。从对这两篇小说的解构中我们不难看出复仇作为文学主题其中所蕴涵的庄严的伦理价值在失去了历史维度的荒谬的真实面前趋于消亡的命运。[7]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余华，《鲜血梅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鲁迅，《野草》之《复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鲁迅，《野草》之《希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鲁迅，《野草》之《复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袁筱芬，《复仇母题在现代小说中的“对话”于嬗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一期。
       侯慧庆，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