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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就与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郁达夫是现代作家中近佛的一个典型。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苦行精神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理念、社会实践，而且对他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审美追求以及生存意识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有牢骚、抱怨、叹息、彷徨、感伤；甚至也有病态的自我嘲弄。这种悲观情调又能与佛教人生皆苦，世事无常的苦空观产生共鸣而相互印证。因此，知识分子“半是儒家半是释家”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郁达夫从小深受祖母的影响，对禅宗情有独钟，分外亲近。童年随祖母进寺上香的情景，后来也成为他许多作品的场景。1913年，他刚到日本，就给祖母寄来一张自画像，右上方题字为“东方隐僧佛像”。对郁达夫来说，早期逃禅除了家庭影响以外，主要是由于孤僻性格的原因和羁留异国的乡愁所造成的。他在《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早期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中，形象地记录了此时独来独往，亲自然、远人群、遗世而独处的生活状态。这种孤僻的性格，到日本后表现得更突出，长期的孤寂生涯使他对弱国子民所遭受的民族歧视极为敏感。不可遏止的怀乡病，使他热切地呼唤祖国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1921年秋，当他回到渴念已久的祖国时，随处可见的罪恶、灾难、不幸和愚昧，使他失望、忧伤。为了生存只好再度离家远走天涯，寻求一线生机。正如他在《一封信》中写到的“命运的使者，把我从母体里分割出来以后，就交给了道路之神”。在《还乡记》、《还乡病者》、《青烟》等作品中，他用一种哀婉动人的笔触，将人类原始的乡愁传达得深沉而悠长，极富禅意。
       如果说早期的逃禅向佛主要是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和环境的刺激造成的，那么后期则更多的是社会的黑暗、爱情的绝望造成的，而这一时期的创作也深受佛教的影响。由于郁达夫为文坦率大胆，思想激进，敢于撕下封建礼教的虚伪苍白的面具。他的成名作《沉沦》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震惊得狂怒不已，指责、诋毁、咒骂像雪片一样向他袭来，使他愤怒地想跳黄浦江。此时致命的肺结核更是再一次给他沉重的打击。这一切的变化使他体悟到佛家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思想。1926年，郁达夫到革命策源地广州，怀着满腔的悲愤投向革命，谁知所见所闻也只是些诡计、卑鄙污浊，这种幻想如肥皂泡一样也破灭了。后来他因作《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导致他们的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受此刺激的他只能伤心地脱离了创造社。他再一次体验到“孤冷到要死”的滋味。这种枯寂落魄的情怀，同他潜在内心深处的佛家思想极易沟通，产生共鸣。愈是反省他愈是“想干那隐遁的生涯”。社会的不公，母亲的拒斥，正是这种与世不和谐的疏离感和无“家”可归的悲哀，使他感到只有到“破庙中”才能找到知音。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知与情的矛盾给郁达夫带来的是具体而真实的生存困境。正当他苦闷得“不去做和尚，也要沉大江”的时候，开始寻求在爱中涅槃，皈依于至高无上的爱。爱，成为他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也是他超越尘世，反抗虚无的最后一块盾牌。可婚后仅半年，一切便已成空。当“至高无上的爱”也无法使他摆脱孤独的命运和人生的空寂时，无可救药的宿命悲哀使他更深地陷入绝望与虚无的泥潭。
       从早期的声泪俱下的痛哭狂啸；中期的疑惧并存，喜忧参半；到后来的澄净如水，一片空明的菩提妙境，这是一条不平静的心路历程。他早年对人生的幻化无常有深刻的感受，历经变故和挤压，更是感到世事沧桑，弃世之心日益坚决。30年代后期，他在悟透了人生的空幻之后创作的重心由小说转向了散文。徜徉山水之间，在自然的怀抱中参禅悟道，是郁达夫后期逃禅向佛的一个重要方式。许多极富空明澄净、虚静无人之感的“清”、“静”境的散文便在山水中产生了。在他看来，对于自然的伟大，物欲的无聊之念也“只有到了高山大水之间，才感觉得最真切。”他继承了晚明性灵派学佛，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形成的清空、隽永、冲淡、飘逸超脱的风格。他在继承的同时又把它发展到率真、自然、朴实的境界，也充分体现了艺术上的创作原则，符合写真情实感的创作规律。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由颓废孤傲向清新隐逸的转化，表明他逐渐以理性的态度从佛教中求得安顿身心的方法，正视现实苦难的过程。郁达夫在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积极引导下，不仅升华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而且对他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陈玉焕，河南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