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又到招生季节，很烦，各种请托很多，作为教师，我的拒绝总是很无力。招生腐败也把教师推向了尴尬境地。本来，统一考试，按分录取，是比较公平的方法，大家都不应当破坏这个规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破坏这个规则的。几乎所有的请托者都一无例外地埋怨领导干部和大款走后门，诉说这些人写出的条子如何之管用。在一些城市，市委书记有可能不认识个别局级干部，但是很少不认识本城的重点中学校长。校长们表现也不一，到了招生季节，或东躲西藏，托病避风，断绝消息；或为之踌躇满志，趁机腐败。
       弄清这些问题，不需要什么“办案成本”，也不需要高智商，简单到了极点：看看一些名校的“学生登记表”就能知道。目前，这个表上的“家庭成员情况”一栏还要填写“父母工作单位”。不劳费心调查，学生家长的“来头”一下子就摸清了。说来也怪，小报狗仔队动不动就乱咬一气，可是招生黑幕，却少有披露。
       现在不得不提一个问题：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它的学生来源构成与当今社会的和谐要求是否能保持一致？我们虽不该武断地认为自古俊才出寒门，但是名校中有那么多的官员和富商子弟，可能也不正常。４年前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在一所中学，看到校园里道路上挤满了各色轿车，约有２００多辆，造成学校交通堵塞。校长解释说，原来不准开进来的，今天下雨，家长都送进来了。我当时想，如果寒门子弟在这样的学校，心理压力肯定极大。没想到几年时间，轿车堵校门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
       不久前湖南有几位老教育干部投书《中国青年报》，说：“抚今追昔，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问题提得及时，但是把需要反思的人搞错了。不错，教师是教育工作者，可是谁都知道，卖名额、权钱交易之类的事，根本不是一般教师干得了的。前面提到媒体不碰这个问题，说穿也一文不值。有所名校经常被媒体骚扰，有点风吹草动，报纸就大做文章，弄得学校苦不堪言。有一年某报老总来函，恳请学校收下两个“计划外学生”。校长看到“协调”的机会来了，电话告知报社老总：虽然困难，人是收下了，择校费一文不能少；此外，报纸应支持学校办学，要对本校多做正面报道，每年应有一定数量的正面宣传。该老总竟然一口答应。又有记者连续５年写文章吹嘘某校“素质教育有声有色”及“中考成绩优异”，无中生有，外加肉麻。有人问是否有什么隐衷，记者说，没办法，秀才人情，不吹不行；小孩当初差了三五分，承校长帮忙，收下了孩子；欠了人情，所以就吹校长、吹学校。
       教育腐败（特别是招生腐败）的后果要让教师来承担是不公平的，但是招生腐败最终必定损害教师的劳动价值。校长用招生名额与各种利益集团做交换，可是招进来的低分学生的转化辅导全压给了教师。有重点中学教师发现高一有新生５门课总分只有２００多分。按招生政策，这样的分数连普通高中也不能录取，可是他不但被录取了，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原来是某官员的公子，官员帮校长办了点私事，校长就把他家学习能力低下的儿子“笑纳”了。
       招生腐败，损害的远远不是几所学校的声誉，而是所有学生的心灵。那些勤奋刻苦学习的孩子可能会怀疑奋斗的价值，他们发现一些懒惰、能力低下的同学凭着家庭的权势，却有着可靠的前途。因为有个做官的爸爸，因为有个大款爸爸，公共规则能变成一纸空文。同样在学校接受教育，耳闻目睹这一切，孩子们会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些公然践踏公平原则、以享有“潜规则”特权为荣耀的人们有没有想到这种后果？
       ［董宝琨荐自《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