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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井闲汉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以往对《歧路灯》的研究中往往被人忽视，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类形象在小说中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整部小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笔墨用来描写这类形象。通观全书，共塑造了二十余个性格各异，而又生动鲜明的闲汉形象，其中着重刻画的就有七八个之多，可见作者对这个群体的关注。相对于明清其他小说中的这类角色而言，《歧路灯》对这类形象的细致刻画也是文学史上少见的。
       一
       明清小说中有很多市井闲汉形象，但大都着墨不多，作为主要人物的陪衬来刻画，因而这类人物形象性格比较单一，如《醒世恒言》（十五回）中引诱沈刚的两个随从，作者多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描绘他们。有的小说对人物形象刻画稍微细致些，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中对闲汉贾清夫和赵能武之流的描写。此外长篇小说《绿野仙踪》中对帮闲无赖苗秃子和萧麻子的塑造也比其他短篇小说更加形象。尽管这一时期大量小说中都出现了市井闲汉们的身影，但相较于《歧路灯》而言都相形见绌。《歧路灯》对市井闲汉群像的塑造借鉴了《金瓶梅》对这类形象细致刻画的特点并有所超越。它不仅道出了这类人物不务正业，骗吃骗喝，虚伪无耻，以及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巨大危害的共性，又从细处着手对他们的家庭出身到堕落之后的无耻行径、可恶嘴脸、心理状态以及最终结局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使这些曾经被小说主人公光彩掩盖下的卑微人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歧路灯》中市井闲汉始终是以骗人钱财、诱人走邪路的形象出现的，但细究他们的出身，却发现其中也不乏有过很好的家庭背景。如小说中将谭绍闻引入匪人场的罪魁祸首夏逢若，父亲曾做过江南微员。赌棍张绳祖的祖上也曾做过知县，父亲也做了两任官。还有帮闲细皮鲢也曾是正经主户人家，有些产业。标营兵丁虎镇邦原也是个村农子弟，“祖上也遗有两顷地，一处小宅院，菜园五亩，车厂一个”。这些人在没有堕落成帮闲篾片、赌棍流氓之前和小说主人公谭绍闻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区别，同样是正经人家的子弟，有一定的产业，和生活在底阶层的人们有着根本的不同。赌棍张绳祖细数了他的经历“只为先君生我一个，娇养的太甚，所以今日穷了。”在沾上赌博后，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教导，“后来先君先母去世，一日胆大似一日，便大弄起来。渐次输的多了，少不得当古董去顶补。岂没赢的时候？都飞撒了。”（四十二回）这一段自白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对于过去的追悔和无奈。张绳祖对夏逢若说：“说起你的赌，还没我断赌遭的数多哩。”可见他们的堕落是和谭绍闻相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说不仅塑造了众多闲汉形象，而且在第五十四回又将这些闲汉游棍分门别类“有主户门第流落的”，这类以夏逢若、张绳祖为代表，“也有从偷摸出身得钱大赌的。”，“专一背着竹罩，罩这一班子弟鱼；持着粘杆，粘这一班子弟鸟。”此外“又有一起嫖赌场上的小帮闲”，“只图个酒食改淡嘴，趁些钱钞养穷家”。（三十六回）使这类群像更加具有典型性和个性化。
       此外作者在鞭挞市井闲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的同时，也不时地流露出他们人性的一面。这在书中有不少几处，如夏逢若母亲病死时，这样描述他“也有天良发现时，号啕大哭。声声哭道：‘娘跟我把苦受尽了呀！’”作者评说“这一恸原是真的。”（七十回）表现了他麻木心灵深处最具人性的部分。帮闲细皮鲢谈到赌徒小豆腐：“还是他大旧年一点汁水儿。可怜这个老头子，每日不肯吃，不肯穿，风里，雨里，往家里扒捞。还不知一日合了眼，是给谁预备的。”这段话中流露出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有不忍。相对于其他小说中对这类形象塑造的单一化来说，这样一些描写使得《歧路灯》中市井闲汉形象更为丰满，也更加真实。
       二
       在特定的环境中，人的心灵的成长和经历会有差异。“儿童在家庭外习得的行为与在家庭内习得的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家庭外的社会化发生在儿童期至青少年期的同伴群体中。因此，对个体人格具有长期影响的并非家庭环境，而是与同伴的共享环境。同伴已成为影响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1]小说中的市井闲汉们大多是在青少年思想还比较稚嫩的时期，自制力和辨别力都不成熟的情况下，被他人诱引而走入歧途的。他们以诓骗正经人家的子弟堕落为生，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如果说谭绍闻形象是从正面说明教育对于人的成长的重要意义，那么这样一群原本有着优越生活而现今沦为市井帮闲的形象就从反面告诫了人们这样继续下去的恶果。
       作品中塑造得很成功的一个闲汉形象就是夏逢若。父亲虽然做过官，但是“好弄几个钱儿。那钱上的来历，未免与那阴骘两个字些许翻个脸儿。”小说这里给出了一个信息，夏逢若的父亲曾做过官但似乎并不太正直。“家庭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机构，能够为个体心理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发展提供一个社会环境。因此，家庭对个体人格的影响也是持续终生的。”[2]夏逢若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不自觉地会受到家长的或多或少的影响，他“嗜饮善啖，纵酒宿娼，不上三五年”父亲留下的产业“已到‘鲜已’的地位”了。
       在整个社会道德规范的压力下，为了剪除自身的罪恶感，他们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合理的理由。在二十一回夏逢若对谭绍闻发了一通议论，可以看作是这类群像共同的“人生信条”。他说：“人生一世，不过快乐了便罢。柳陌花巷快乐一辈子也是死，执固板样拘束一辈子也是死。若说做圣贤道学的事，将来乡贤祠屋角里，未必能有个牌位。若说忠孝传后的事，将来《纲鉴》纸缝里，未必有个姓名。就是有个牌位，有个姓名，毕竟何益于我？所以古人有勘透的话，说是‘人生行乐耳’，又说‘世上浮名好是闲’。总不如趁自己有个家业，手头有几个闲钱，三朋四友，胡混一辈子，也就罢了。所以我也颇有聪明，并无家业，只靠寻一个畅快。若是每日拘拘束束，自寻苦吃，难说阎罗老子，怜我今生正经，放回托生，补我的缺陷不成？”这一大通及时行乐的思想也正是左右他们做出损人利己行为的理论总纲。这是对正统儒家思想的完全颠覆，也是他们自我意识的极端表现。
       在这种思想的统治下他们一切行为都以此为目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不顾礼义廉耻，放弃尊严。久而久之，这些人的心理发生了扭曲。丧失了做人尊严的他们竟还在帮闲篾片中，订了一个等级。夏逢若“自从结拜了盛宅公子，谭宅相公，较之一向在那不三不四的人中往来赶趁，但觉今日大有些身份，竟是篾片帮闲中，大升三级。”（二十一回）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不以为耻，反而因为攀上了大家公子，而觉得荣耀，其内心的麻木可见一斑，连最起码的羞耻之心都丧失殆尽。
       此外，自私的报复心理，也是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一个理由，用虎正邦的话说就是“我当初为赌博把一个家业丢了，少不得就在这城内几家憨头狼身上起办。”（六十四回）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这种行为并没有错，通过对他人的骗诱来找回自己曾经的损失，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极端自私的心理、人格的低下、内心的麻木和扭曲使得这些人向着堕落的深渊越滑越远。
       三
       市井闲汉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一、明清易代给百姓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清初，游民闲民的数量激增，清初朱则沄在《养民》文中说：“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3]可见当时的没有正当职业的闲散之人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游民的队伍不断扩大，这给社会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农业被看成是主业，而大量的游民是没有土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人，他们数量的增大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流民中的一些人进入城市后没有正当职业而又好吃懒做，只能走上歪门邪道，如给人帮闲，骗吃骗喝过活，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二、清代社会赌博之风盛行，李绿园在他的《家训谆言》中对他耳闻目睹的世家子弟的败落做出了如下议论:“近来浮浪子弟，添出几种怪异，如养鹰、供戏、斗鹌鹑、聚呼卢等是。我生之初，不过见无赖之徒为之，今则俊丽后生，洁净书房，有此直为恒事。”“古灵陈先生曰:‘勿学赌博’。予观近今人家之败，大率由于赌博。”[4]这一现象在明清小说中也多有提及，如小说集《五色石》卷七中借说话人之口道出了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原来此时斗牌之风盛行，不但赌场中无赖做此勾当，便是大人家宾朋叙会，亦往往以此为兴，不叫做斗牌，却文其名曰角。为父兄的不过逢场作戏，子弟效之，遂至流荡忘反，为害不小。”一篇《哀角文》道出了赌博给社会家庭带来的严重危害。
       因赌博而荡尽家产、流落街头的例子在明清小说中比比皆是，如《鼓掌绝尘·月集》中的富家子弟张秀陈珍；《十二笑·赌身奴番局替烧汤》中的浪荡子弟堵伯来；《豆棚闲话·渔阳道刘健儿试马》中的刘健等等。翻看《歧路灯》也可以发现，小说中沦落为市井闲汉的人，他们的家庭破败、人格堕落几乎都和赌博有关系。张绳祖，自幼学会赌博，把祖、父两任丰厚的宦囊赌光之后，便开设赌场牟利，到年老时，沦落为讹骗他人过活的街头无赖，王紫泥年老时，“告了衣衿，家无度用”，只得办个代书铺勉强度日，虎镇邦因赌博，“日消月磨，把一份祖业，渐渐的弄到金尽裘弊地位”，落得“爹娘无以为送终之具，妻子无以为资生之策”，这个“色子的元帅’，“不得已吃了标营下左哨一分马粮”，夏逢若嗜赌，最后以私造赌具罪，被遣发极边四千里，完了“一生公案”。作者对这类形象的如此关注也表现了他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忧患意识“如果不对这批纨绔子弟进行教育，任他们结交匪人，堕落下去。再让那些已堕落了的又去拉那未堕落下去，使那个社会充斥着像夏逢若、张绳祖那样的赌棍，淫棍、地痞流氓，真正受害的，或者说受害最大的，还不是普通百姓、劳动人民？”[5]
       此外，李绿园在《家训谆言》中说道“人于浮浪子弟鬻产拆屋时，往往怜之曰可惜！可惜！不知此固毫不足惜也。衣轻食肥，于天地既毫无所益；作奸犯科，于风俗且大有所损。”指出这些人对社会和风俗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到“贫穷家子孙狼狈，如迁坟卖地，持钗换米，拆砖瓦，货器皿等事，皆仁人君子所不忍视、不忍闻者。”[6]体现了李绿园对这类被人诱引而家庭败落的年青人的同情和不忍，所以小说塑造了谭绍闻这个改邪归正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刻画了已经堕落的市井闲汉群像，希望能够实现“善者可发人之善心，恶者可惩创人之逸志。”的目的。
       《歧路灯》给处于人生歧路的青少年高挂指路明灯，书中对市井闲汉群体的极端关注也反映了作者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已经堕落而走入人生歧途的青少年，尤其是世家子弟，作者在深恶痛绝的同时，仍然对他们抱有相当程度的同情和惋惜。在不可否认这些人给社会和他人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必将为整个社会所唾弃的同时，作者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幡然醒悟，重新做人。作者对他们所持的，恰恰是一种怒其不争而又哀其不幸的心态。因为作者也是世家子弟，目睹这些堕落的同类，他是实实在在的痛心疾首的。而这种忧患情结，不仅李绿园有，与之同时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都有。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所反映的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敏感地看到，并且通过自己的笔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这一问题，正是吴敬梓、曹雪芹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李绿园的伟大之处。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歧路灯》中对市井闲汉的描写所具有的深刻社会意蕴了。
       参考书目:
       注：文本引用《歧路灯》原文均据[清]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本 中州书画社 1980年12月第1版
       [1][2]郭永玉《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差异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1版 第177页、181页。
       [3]转引自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 第47页
       [4][6][清]李绿园《家训谆言》转引自栗星编著《<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5]向楷：《世情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1版 第301页
       许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