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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来暑往，冬去春回，自然界的循环流转往往使人联想起进退穷达的社会处境，并进而转化为喜怒哀乐的主观心境，引起作为文化精英的文人的感悟，而形诸歌咏，正如钟嵘所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诗品序》）。而作为四时代表的节序由于浓缩了人们对于特定时序的感情，而成为词人们热衷的题材。宋代的节序词不仅反映了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层面，而且以婉转深邃、多元多情的主题丰富着节序词的人文意蕴。
       一、士大夫人生感慨的抒写
       年年岁岁花相似，节日固定轮回，特定时刻的节物风情会随着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很容易引起词人对于人生的感慨。词人在感受节日乐趣的同时，亦会对人生的真谛进行深刻反思，并寻求寻求解脱心灵苦闷的方法。宋代党争激烈，文人命途多舛，特别是那些怀有济世之志而在仕途上又无法实现其理想的士大夫，面对年年轮回的佳节常常会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并用儒、道、释解读人世和自我。
       在这方面，苏轼是其典型的代表，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晚年更是被一贬再贬，正如他自己所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荣辱穷达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得他诗、文、词中出现大量的人生“如梦”、“如幻”、“如寄”之类的词语。例如中秋词《南乡子》中:“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月黄花蝶也愁”。宇宙时间的永恒，人生的短暂，天地的博大，而个人的渺小，他几十年的人生奋斗都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倏忽之间化为泡影，功名富贵、穷达进退和夭寿祸福的执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从这首词里，我们能看到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苏轼的这种把人生纷纷扰扰的烦恼一变而为随缘旷放的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对黄庭坚和朱熹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庭坚的重阳词《南乡子》写词人登楼兴感，表现出对人生的一种悟彻。一切是非得失、升沉荣辱，都淹没在时光流逝的波涛中，被时代的风雨冲洗得干干净净。朱熹的重阳词《水调歌头》中唱出“人生如寄”的感慨，但并不哀怨，沉溺于伤感之中。乐观的情绪和豁达的胸襟，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特定的时空背景、富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节俗风物使得节序词中的人生感慨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致和深邃。
       二、爱国思想的弘扬
       与前代相比，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笳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宋室江山，因此，宋代的词人就势必对爱国主题给予格外的重视。特别是靖康之难后，词人走出自我的狭小空间、忧患民族的前途、振起时代责任感，是此时士人的普遍心态。节日的盛衰变化，物是人非的强烈感触，易引起词人对于国家、社会命运的关注。这种关注体现在节序词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壮志难酬的忧愤之情，一是缅怀、痛悼故国的悲愤之音。
       爱国词人要杀敌虏，扫胡尘，统一祖国。但由于国势羸弱，更由于投降派严重阻挠和破坏，词人有志难伸，无路请缨，这种在内心郁积的爱国热情在节序词里，更多地表现为壮志难伸的悲慨与愤懑。如辛弃疾内心对恢复中原的渴望比其他词人更为强烈，但屡遭猜忌，倍感压抑，常将自己内心的郁闷在节序词里委曲地表达出来，如《汉宫春·立春日》词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既是节候的特点，也是当时不安定的南宋政局; 词人“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实则亟愿乘时报国,深恐年华虚度。而“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则表明他对于恢复事业的担忧。在这首词中,他对于恢复大业的深切关注,都已真切地表达出来。
       随着宋室南渡,词人长年漂泊江南,他们对于故国山川的思念也与日俱增,这种思念在佳节则更加浓烈,更加敏感。南宋灭亡后,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亡国之痛使遗民词人在人生流落飘零之际,在凄凉冷清的节日里,对往昔的繁华和热闹更为缅怀,更为追念。在这两个特别时期,故国之思在节序词里表现得格外深沉。
       元宵是宋代全民的“狂欢节”,在国破家亡之时,它也是最易使词人兴昔盛今衰之感的节日。南宋前期借元宵佳节抒写国破家亡之痛,最著名的当推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作者虽然也写了元宵的美好景致与融和天气,但却处处流露自己饱经丧乱的忧患。当她将“中州盛日”的种种乐事和今天的凄苦孤独相对照时,那种对昔日繁盛、欢乐的追念所蕴含的家国之思显得更加深切,那份悲凉直欲催人泪下。
       如果说南渡词人对故国的思念是充满哀伤的话,那么遗民词人由于国家的覆亡而引发的对故国的怀想则是满溢悲苦。这种悲苦表现得最深沉的要数刘辰翁,而这又集中突出体现在他的节序词中。南宋灭亡在1276年的春天，所以此后每当春天来临，亡国的烙印便会给刘辰翁带来精神上的深深刺激，从而形成了词人潜意识中的“悲春”情结，而“悲春”实即“悲宋”。由于这种“悲宋”情结的不断扩大与深化，故从“元宵节”开始，直到所有其他节日，如“三月三（上巳）”、“端午节”、“乞巧节（七月七）”、“中秋节”、“九月九”、“除夕”，都染上了浓重的悲情色彩。如他的元宵词《永遇乐》（璧月初晴），词的题序写到“余自已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此词虽托“易安自喻”，但写的却是刘辰翁特定时代的特定心境，比之易安原作，的确是“悲苦过之”。词人的对故国之思的“悲苦”，已跃然纸上，催人涕下。从1276年元宵节至刘辰翁去世的二十年时间，他反反复复写下近30首与元宵节相关的词篇，记录了每一元宵的天气情况，人民的情绪和元军的宵禁。“悲宋”色调成为其词的主旋律。
       总之，宋末词人经历了江山易主的沧桑巨变之后，其节序词中的所见、所闻、所梦、所感，无不与黍离之悲、亡国之痛相关联，所以故国之思也成了节序词的重要主题。
       三、世间真情的倾诉
       在浓厚的节日欢乐气氛里，浪迹天涯的客子，天各一方的有情人，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在如此情境中尤显突出，思亲、思友、思乡之情往往涌上心头。爱情是节序词中表露得最多也是最动人的一部分。如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全词围绕重阳的气氛、景物、氛围多方描写，烘托出一个纤弱、多情女子独居怀人的意绪。
       姜夔20多岁时，与合肥一位年轻歌女相爱，直到30多岁时合肥女远去他乡，从此再未谋面。这段情事便成了姜夔永远的伤痛。其《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词写道：“淝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他对合肥女的思念像淝水东流一样绵绵无有尽期，巨大的精神折磨，引发出“不合种相思”的悔恨，可到了岁岁红莲夜（元宵节），“两处沉吟各自知”。词人与合肥女在元夕当有共赏花灯的趣事。故元夕的红莲就成了他们相爱的见证，也成为引发他们年年岁岁相思的节物。吴文英有过两段刻骨铭心与歌妓的恋情，日后写了大量的怀人之作。
       思亲的节序词以其亲情的深婉，爱情的刻骨铭心深深打动人们的心，而抒写友情的节序词则显示出友朋之间志趣的契合、相同的精神追求，从另一方面展示词人高洁的感情世界。如高观国的《齐天乐·中秋夜怀梅溪》，词人在清冷的中秋夜因望圆月而思念友人梅溪，他记起他们曾有“清吟”之约，而今天各一方，无法浩歌共舞，因而谙尽“凄凉风味”。
       中国人民历来有故土情结。节序词的思乡，包含丰富的情感与意蕴，其中有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久客他乡的羁旅之苦，以及对官场浮名的厌倦，对伦理亲情的怀归，对安宁自由的向往等等。如秦观的《碧芙蓉·九日》，词人用自己客居他乡的佳节孤赏与故乡弟兄罗列、携酒登高的欢情相映照，把别离家乡的苦情渲染得更为浓郁，而游子思乡的感情也被表现得深挚动人。词中既有羁旅的孤寂之苦，又有伦理亲情的怀归之切。又如史达祖的中秋词《齐天乐》，全词以中秋月起，又以中秋月结，通过在驿庭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展现了作者思乡怀旧、忧思百端的复杂心态。明月成了词人思乡之情最有力的见证人。
       总之，宋代节序词除了以其风俗的表征向后世人展示了一幅生动而丰富的宋代社会民俗风情画卷，更以深刻的抒情主题丰富了节序词的人文内涵。
       尹福佺，男，云南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