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屈原深深地影响着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人。他不仅以屈赋中精湛的艺术创造力让后世无数文人获得艺术营养的滋润，而且更以他崇高的人格精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迈向自我完善的人格目标。屈原的人格精神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他是巴楚文化润育的结晶。
一、巴楚文化的高度融合
屈原生于今宜昌秭归县，其地正是巴文化发源地。现代考古新发现以及研究成果，证明了巴人就是聚居在三峡地区的原始部落之一，并非从外地迁徙而来。204万年前巫人猿人化石的发现，证明长江三峡地区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瞿塘峡口大溪文化遗址以及西陵峡朝天咀，中堡岛，白庙子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证明三峡是原始先民聚居之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有五姓，皆起于武落钟离山。生于武落钟离山巴人先祖廪君，率族人逆清江而上，在今奉节建巴国。现在鄂西，湘西，黔东西一带土家族均为巴人后裔。
另有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言殷王武丁曾令其妻率蜀国征“巴方”。巴族敢与殷对抗，可见当时巴族力量强大。
久远的历史，奇特峡江的地域，强大的国力以及勤劳勇敢的巴人，势必造就蕴涵丰富，形式独特的巴文化。
楚民由中原南徙而来，与巴相邻。两国山水相连，交往甚密。巴楚曾联姻，《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有巴姬与楚共王埋璧选王位继承者之事〔巴姓乃巴郡五姓之一〕。初巴族盛，在文化上对外来的、国力较弱的楚人有较大影响。后巴渐弱楚渐强，彼此征战连连。
巴楚两国不论是交好联姻还是交恶征战，都促进了两族文化交汇、激荡与兼融。刘向《新序》中《宋玉对楚王》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知当时巴乐在楚已相当普及、流行。今于长阳地区挖掘出的巴人祭祀亡人的图腾舞——跳丧舞中，明显有仿虎舞姿，也可觅见拟凤姿态。荆州博物馆藏“虎坐凤架鼓”，两虎卧状，两凤立于虎背。《
华阳国志》载“巴人崇虎，楚人尚凤”，虎坐凤架鼓和跳丧舞表明了巴楚两族图腾文化的融合。再有荆门出土的“大武舞戚”，考古者或言巴器，或曰楚物，各持一词，互有实证。巴楚文物如此相似以致难定其主，可见巴楚文化融合程度之高①。
尽管巴楚文化高度融合，楚国并巴国后，巴文化也不可能随国亡而亡，现今所言的楚文化中含有相当多的巴文化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因而研究屈原，不能忽略包含于现今楚文化中的巴文化。
二、巴文化对屈原人格精神形成的影响
屈原在《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语中颇为自得。屈原何以会因此而自喜？屈父又何以会览其“初度”而赐嘉名？
出生于巴文化发源地的今宜昌秭归的屈原，少时自然受到巴地风物风俗，典故轶闻的熏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人崇虎，也在崇祖，虎成了巴人的文化图腾。屈原于虎年虎月虎日出生（经多方考证认为，屈原文中所涉及的年代“当以夏历解之”，而夏历以摄提为寅年，孟陬为寅月，庚寅为寅日②），自感神圣之性乃天所赐。至于屈父给屈原命名“灵均”，白俊奎先生认为“灵均”是由巴人祖先“廪君”转音而来③。屈父见其子生日，想到了先祖廪君。授字“灵均”是屈父对屈原的殷殷期望，也含有他敬祖廪君之意。
生于吉时，嘉名“灵均”，加之自认系“高阳之苗裔”（楚人以高阳为祖，屈原的这一身世认同受楚文化影响），使屈原不甘平庸，“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强烈的身世自豪感及生辰与巴祖廪君之间某种莫名的神秘关系，激发了屈原效仿先祖，修身治国的宏图大志。这种志向的确立，对屈原高尚人格精神的形成起着较大的潜在作用。不先修身养德，如何效先祖开疆辟壤治国？塑造高洁不凡的人格精神于屈原看来是实现抱负的第一步。
巴人的图腾文化和敬祖情结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形成有着一种间接的引导，激励作用。
屈原所处时代，巴已为楚并，然巴族忠义遗风尚存。他生于长于巴地，亦多念国忧民之思。他在《离骚》中叹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在流放途中听到秦破郢都更是发出悲痛呼喊“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对祖国的无穷悼念，对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交相融化，喷薄而出。屈原本想一走了之，“愿摇起而横奔兮”（《抽思》)，但看到人民的痛苦后，一种解民于倒悬的责任感又使他镇定下来，“览民尤以自镇”（《抽思》)，决心与国家，人民同生共死。
屈原爱国爱民精神情操受到巴文化熏染。
由于巴地峡江地域的独特自然环境，当地多橘树。橘树“深固难徙”“精色内白”“廓其无求”似有巴人禀性。屈原年轻时曾作《橘颂》自勉明志。诗人先赞橘后以橘咏志，“独立不迁”“廓其无求”“苏世独立”，视橘为知己，“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显然，屈原已将橘树作为了自己人格精神塑造的范本。地理环境是文化形成的土壤，当地的植被物种，对某种文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巴地（尤其是今宜昌地区）广种橘树，其物种特性或许潜移默化进巴文化，屈原将其性发扬以明志，屈子坚贞高洁之人格或出于此。"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品性，正和屈原的爱国情志一脉相通。
屈原的浪漫精神与巴地巫风盛行有关。
巴人居峡江，奔腾的长江，险峻的三峡，神秘的溶洞以及虎啸猿啼，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对原始初民来说，奇异莫测。故巴人也像其他初民一样，以浪漫情怀由自然现象幻想出鬼神，多为祭祀之事，且延续时间长久，值中原开化之时，巴地巫风犹盛。后来的楚文化也受了较大的影响。由巫术仪式又起歌舞之风。《夔府图经》载：“夷事道，蛮事鬼。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屈原在巴地耳濡目染诸多神话传说，典故轶闻，陶醉于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祭祀歌舞，他的浪漫气质得到了培养。代表屈原文学成就的《
楚辞》，特别是《九歌》，与历史上的巴歌有着不解渊源。它那充满了巫韵氛围的话语王国，几乎就是远古峡江巴人习性和风物的生活写照。屈原的作品，以奇异的想象、奔涌的激情、梦幻般意境、雄阔的场景和瑰丽灿烂的色彩，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三、屈原人格精神对后世巴文化影响
屈原投江殉国，巴楚人民伤其逝，悲其遇，敬其人，对屈原甚为爱戴。屈原的人格精神也作为巴楚民族精神的风范，一代代传承下来，沉淀于巴楚文化和巴楚人民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了一种民族集体记忆。
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看，民族意识（包含连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时代积累的经验和影响）会历经时代沉积，渗入该民族每个人的潜意识中。巴楚民族意识中屈原精神的烙印，对之后巴人的心理构成和巴文化的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
《
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巴地原本盛行巫风，屈原逝后，又多了祭礼屈原的风俗。中唐时朗州（即常德，昔屈原流放之地）就有龙舟竞渡的风俗，另有唱词表招屈原亡魂之意。巴楚之地人民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十五，分别过大端午和小端午，以龙舟竞渡和各种祭神活动纪念屈原，并且成了一项文化盛事。因何以龙舟竞渡，笔者认为，巴地处峡江多虫蛇，巴人对蛇素有敬畏，再者，“巴”字本意大蛇，形如蛇。或许由于这层关系，巴人也有如崇虎般的敬蛇情结。龙的图腾意象本由蛇而来，巴文化在后来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巴人有可能由敬蛇而敬龙。因而龙舟竞渡祭屈原的风俗，仍带有巴文化痕迹。
屈原的《橘颂》对橘树的“深固难徙”“精色内白”“廓其无求”“苏世独立”称赞有嘉。橘树渐渐成为屈原及巴人精神的象征。在宜昌市的文化建设中，宜昌市将橘树定为市树，这不仅仅是巴人后裔对屈原的纪念，更是他们发展弘扬巴文化民族精神之举。
屈原的爱国精神彪炳千秋，后人多景仰之情，屈原精神，或在民族潜意识层面，或作为高耸的文化标识，对巴族后裔的成长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自屈原以降，巴地人杰辈出：有“胡汉和亲识见高”的王昭君；有被誉之为当代"召父杜母"勤政惠民的南阳知府顾嘉蘅；有一生83种著作传世的杰出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杨守敬；有为我国边防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有被授上将军衔，因作战勇猛人称"贺小龙"的独臂将军贺炳炎……
深受巴文化润泽的屈原，又以其人格精神丰富了巴文化，为巴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注释：
①参见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216——221页
②参见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40页
③参见白俊奎，《巴族文化有传人，“灵均”“廪君”一转音——论屈原是土家族先民成员之一及巴楚文化之南北混融与流变》，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4期，2004年4月
注：是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黄萍，钟勋田，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